黎京： 小时候 （1-3）

幼年

三

1956年底，毛泽东在共产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宣布，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请党内外的民主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顿三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1957年初，毛泽东发表关于整风运动的讲话，恳请人民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他提出了要“大鸣大放”（2月27日）。后来，又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号召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3月6日——13日）。既然共产党表明了他们的诚意，真心实意的希望得到党外民主人士帮助，于是，在全国范围内的一场整风运动就展开了。为了祖国的前途和人民的利益，一些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本着对共产党负责的态度，纷纷给他们提出了意见。

爸爸在运动前就曾经多次向剧院党的负责人提出过一些建设性的建议，他觉得剧院的工作在整体行动上跟不上社会前进的步调。运动开始后，一次北京市委请了一些文艺界人士召开座谈会，请他们提意见，爸爸也被请了去，去帮助共产党。会上，有些人为了共产党在今后的祖国建设大业上更好地发挥作用，为了更好地在今后各条战线上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他们提出了自己对所在单位领导干部现存问题的一些意见。谁想到，运动刚刚开始三个月，人民日报上就发表了一篇题目为“这是为什幺？”(6月8日)的文章，一时风向倒转，那些曾经给共产党提了意见，真心实意想帮助他们的人，不管是在党的或不在党的，统统被“揪”了出来，说他们恶毒是资产阶级右派，利用了共产党整风的机会猖狂向党进攻，恶毒攻击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妄图推翻党的领导。这就是“引蛇出洞”，爸爸也成了一条被共产党引出了洞的“蛇”被“揪”了出来。就连那次北京市委请他参加座谈会的事，也被说成是“私闯北京市委，大闹会场”成为一条右派罪行。北京日报在头版头条用黑体字向全市人民宣布：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又揪出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右派。

印有这条消息的报纸是我在上小学后，在家里翻找东西是找到的，黑黑的大字就像一只只铁拳重重地击在了身上，我的全身在颤抖，这是一座无形的大山，是一付沉重的枷锁，它将压在我的身上，压在我们全家人的身上，使我们全家为此要付出本不应该是我们付出的代价。一个年轻的家庭，一个本来应该是幸福、愉快、温馨的家，就这样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今后的生活道路将因此而充满坎坷，就像进入了遍布荆棘的丛林，使我们一家挣扎在无望的迷茫中。

那张报纸后来再也没有见过，也许是妈妈害怕被别人发现再加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而销毁了。报纸不在了，但爸爸还在，这顶右派的帽子在二十多年中国政治的风云变幻中摘了戴，戴了摘，从东北黑龙江畔的兴凯湖到山西黄河边的伍姓湖，一个年轻有为的文艺工作者，一个很有才华的热血青年，他有自己的专业特长，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家中有他的妻子和三个年幼的孩子，就因为他过分忠于了那个理想、那个事业，就因为他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就因为他过分的真诚而失去了他所有的一切，直到两鬓挂霜才重返那个已经面目全非的家。

陈毅元帅在1960年讲过：在反右运动中有五十万人被打成右派，其中大部分是被诬陷的，每个单位要揪出百分之五的右派分子。

爸爸先是被隔离审查，后来被送到东北黑龙江省的兴凯湖劳改农场，进行强制劳动改造。

东北平原土地肥沃，厚厚的原始沉积层覆盖在松辽平原上，那里地广人稀，有大片未开垦的处女地。解放初期，一部分解放军直接转业到地方，在那里组建了军垦农场。但是仍有大面积的荒地等待人们去开垦。位于黑龙江畔的兴凯湖一部分在当时的苏联境内，沿中国一侧被开发成了劳改农场。它的四周全是沼泽地，夏天，上面长满了郁郁葱葱的杂草和茂密的芦苇，形成一口无形的陷阱；冬天则是几百里渺无人烟的茫茫雪原。如果想偷偷跑走，不是掉进沼泽沉入无底深渊，就是冻饿而死或被野兽吃掉。天气暖和的时候，道路翻浆车辆无法通行，一般只有冬天才能进去。爸爸被送进了那座人间地狱。

我还在幼儿园做着童年的梦，爸爸已经离开我们。幼儿园的负责人对妈妈说：他很聪明，你带他去学校试试，也许能考上小学，以后就不要再来了。小学生入学的年龄必须要满七周岁，那年开学我不满七岁，离过生日还差一个多月。就这样，我被客客气气地拒绝在了幼儿园大门外。上学不可能，幼儿园又回不去，我成了家庭留守人员，在家里闲了一年。

北京人艺1956年在东城区史家胡同宿舍大院建起一栋四层宿舍楼，我家分到了两间大约十二平方米的住房，厨房和厕所是三家合用的。分房时爸爸还没有出事，所以分到了两间，否则也许会全家挤在一间房中，这不是不可能的，因为几年后，我们全家确实挤在了一间房中，幸亏姐姐当时已经住校才没显得过分拥挤。

我家有姐弟三人，姐姐那时已经上小学了。弟弟还小，因为他在北京市文化局所属的幼儿园，所以还继续留在那里没被赶回家。

我离开幼儿园回到家里，院子里的小朋友一个也不认识，很想和他们玩儿，不知为什么，他们总是在排斥我。人似乎天生就有一种持强凌弱的本事，就如同生态循环的规律一样，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啃稀泥，自持是强者就可以欺负别人。我不想侵占别人什么，也不想让别人强加于我什么，只想得到一点点生活空间，但是就连这幺一点儿小小的愿望都受到干扰。常常会有一群男孩或女孩为住我，追着我，他们高声问：“你爸爸上哪儿去了？”

一个不满七岁的孩子，他怎么能明白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反革命，什么是左派，什么是右派，这些事在我幼小的头脑中完全是个空白。现在我明白了，当这些空白几乎被人间的糟粕填满了之后将意味着什么。我记得，有一天妈妈把我们姐弟三人叫到一块儿，她对我们说:你们的爸爸要去很远的地方，去接受劳动教养。从此，再也没看见过爸爸回家。姐姐已经上学了，她知道家中发生了什么事，可是我却还是一片懵懂，根本分不清教养与修养之间的关系。所以，在孩子们的追问下，我大声回答：“我爸爸去劳动修养了！”孩子们哗然了，“还修养，他也配！他是右派，上劳改农场接受劳动改造去了。”孩子们满足了，嬉笑着，喧闹着离去。我茫然了，懵住了，一个人呆呆地站在那里。这是怎么回事，我怎么什么都不明白呀？

对这些往事的回忆是很痛苦的，假如你没有过这种亲身的经历，很难体会到，对于一个不满七岁的孩子来说，他要在精神上承受一种什么样的后果。就在这一年的夏天，在我的心灵深处就已经埋下了深深的哀怨，带着这个哀怨度过了我的前半生。也许把它转换成仇恨会更好些，但无论是哀怨亦或是仇恨，都无法治愈心中的创伤。

我虽然生长在一个拥有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又是在她的首都，但我却时时感到心中充满了孤独，独自一人徘徊在北京的街头巷尾。朝阳门外，护城河边，是我常去的地方。

从朝阳门出城，一路上能够看到护城河两岸被遗弃的地堡和岸边残破的城墙。靠近城墙是火车站的卸货场，那里堆满了建筑用的灰沙和巨大的松木圆材，还有成堆的石子。如果正好赶上卸货，我就站在远处看工人们干活。卸松木时，只要把车厢两侧的支撑拿掉，再松开刹紧的细钢丝，巨大的松木带着“砰砰”巨响从平板车厢上滚下来。卸生石灰可就热闹了，到处是一片白烟，货场上掀起一道雾墙，空气中充满了呛人的生石灰的气味。工人们用破布把脸包得很严，只露出两只混浊的眼睛。他们工作的速度很快，一会儿就把一节车厢卸完，火车向前移动了一个车厢的距离，工人们又跳上去继续工作。

我有时在河边玩儿，有时爬上城墙，顺着城墙往建国门方向走。

护城河的水平时很浅，踏着河里的鹅卵石就可以走到对岸。只有下大雨的时候才波涛汹涌，有时河水还会漫上堤岸。河对岸是一片土岗和荒地，顺着荒地向东走就是日坛公园。

城墙到建国门就中断了，长安街从城墙下通过。再往前走是古观像台，爸爸还没离家时曾带我们去看过那里的古观像仪。城墙的拐角是一座箭楼，我曾经顺着箭楼下城墙墙壁上一层层凸起的小沿儿手脚并用，斜着身子慢慢爬上去，沿着城墙上的砖路经过崇文门一直走到前门。那段城墙保护得很好，虽然上面长满了杂草，但似乎没有损坏。

前门楼上空荡荡的，唯一不缺的就是鸽子，那里面也许还有曾经在北海幼儿园生活过的，也不知道它们还认识我不。成群的鸽子站在横梁上“咕咕”地叫，看见有人来了，它们稍微有些不安地骚动着，但是很快就平静下来。大厅地里满地鸽粪，使人无法下脚。通往二层的梯子已经损坏了，上去时要非常小心。我慢慢地爬上去，好在身子矮小又轻，虽然楼梯发出轻微地响声，但还能禁得住我瘦小的身躯。勉强爬上去，上面依然空荡荡，东西南北各有四个大落地窗。从西面的那个可以看见天安门。我只敢匍匐在地上偷偷地四处张望，生怕有人发现。后来，从前门的砖梯下去，因为是个孩子，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有一天，同院的孩子对我说：“胡同口大楼的橱窗有好多画，咱们一块儿去看吧。”大楼就是剧院道具工厂，我家曾经在那里住过一个夏天。大楼一层临街有四个大橱窗，平时是张贴剧照的地方，一有政治运动就贴满了宣传画。我们俩来到那里，他指着其中一幅画对我说：“你看，那是你爸爸。”画上画的是一只蜗牛，正在奋力向城墙撞去。上面还写了一行小字，我也看不懂写的是什么。那只蜗牛的头上居然长着爸爸的脸。同去的孩子说：“你爸爸在撞城墙。”

现在北京的城墙没有了。它不是让我爸爸这样的阶级敌人撞跨的，而是让代表了人民心愿的中国政府拆掉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爸爸右派问题平反了，那时我才知道了那只蜗牛的来历。当年爸爸在多次向剧院领导提出意见后，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的看法，大意说剧院的工作速度就像一只慢慢爬行的蜗牛，并写了一首打油诗。这些东西他让当时协助工作的一个年轻人看过。反右运动一开始，这个年轻人就揭发了爸爸的日记，说爸爸把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比作蜗牛，诬蔑党的领导。在那个时代，很有些人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不惜牺牲他人，用别人的躯体作为自己飞黄腾达的垫脚石。那个年轻人在反右斗争结束后被发展成为共产党员。

漫画是一种社会宣传的工具，很早以前就有一批漫画刊物流传在民间，也是大家喜闻乐见的。一些漫画家利用了漫画的形式，反映了人生的荒唐、无奈、悲凉和凄苦。有时又表现出一种自我解脱，自我安慰的人生境界，是生活的真实写照。但是，一旦被搬到政治舞台上，用来进行人身攻击，却显示了它的野蛮与无情。它直接鞭打人的灵魂，无情地撕碎了人的尊严，是刺向人格的一把利剑。漫画这种形式在几年后中国掀起的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这幅漫画彻底扭曲了爸爸在我心中的形像。后来，爸爸从东北转回北京郊区的团河农场，每到周末可以回家，当我在犯了错误他批评我的时候，总会使我联想到那只展现在北京市民眼前的蜗牛。

那时候，人间的不平就已经根深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对现实产生出灰蒙蒙的影子，它无时不在干扰着我，往往使我陷入一种无力自拔的境地。也只有独自一人流连于北京街头的时候，当我面对古城斑驳的一角时，我才觉得自己是一个独立完整的人。

人在很多时候希望得到一两位知心朋友，他是在寻求支持与理解，毕竟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显得太渺小无力了。偶尔他感觉找到了，但很快就又陷入一片茫然。人与人相差得太远了，在一次次地失望后，只能靠幻想来支撑那其实已经非常脆弱的心。我渴望得到一种大境界，一种人人平等的生活。我不想成为人上人，也不希望低人一等。但是，由于生活中这种无力抗争的突变，使我内心深处产生出的脆弱，几乎影响了我的一生。

我那时的幻想是什么说起来很缥缈，处在那种环境里，看得见，听的着的全是共产主义的理想教育，它向我展示了一幅美丽动人的图画，一种人人平等的生活：消灭阶级差异，消灭人剥削人的现像，达到世界大同；只有人民的公仆，没有人民的主人。如果世界真的变成了那样，就没有人欺负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