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京： 小时候 （1-3）

幼年

二

五十年代初期，中苏关系很友好，斯大林派了大批技术专家到中国来，帮助中国恢复战后的经济建设，有些是全家一块儿来的。因为中国的革命是在“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后开始的，受他们的影响很多，所以那个时期称他们为“老大哥”。我们班上也有一个从老大哥国家来的孩子，他长的黄发碧眼，整天呜哩哇啦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全班的孩子也跟着他乱喊一气。一天，我们在公园的山坡下玩儿，全班的孩子齐声大喊“达瓦利士，哈拉硕！”，正巧有几位苏联人从那里路过，他们非常兴奋，跑过来同我们握手，还拉着我们照相留念。在兴奋过热闹过之后，谁也不知道都喊了些什么，那些苏联人为什么会那样高兴。直到上中学学会了几句俄语后才知道，那句话的意思是；同志好。这是我学会的第一句外国话。

那个俄国孩子很淘气，每次一到娱乐区，他都会像一匹发了疯的野马，玩起来什么都不管了。有一天，大家排队玩滑梯，突然全都闻到一股奇臭无比的味道，我们停止了游戏，寻找气味的发源地，最后终于发现气味是从在那位外宾身上发出来的，他竟然玩儿昏了头，把屎全部都存在了裤子里。阿姨要他脱下来换洗，可是他说什么也不让，大喊大叫，大哭大闹，破坏了中苏关系。自此之后很长一段日子，我只要一看见外国孩子，尤其是黄头发，蓝眼睛的，鼻子里就会自然产生出一股恶臭。

我五岁那年的夏天，幼儿园去了一次避暑胜地——北戴河。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大海，水与天连在了一起，海浪从远处滚滚涌来，刚一触到海岸就又返回到遥远的天际。我们住的地方离海边不远，被葱绿树林环绕着的红色围墙里，一栋陈旧的红楼就是我们休息的地方。楼里面铺的是木地板，我们就睡在铺在木地板上的垫子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伴随着飒飒的风声和海潮的哗哗声进入梦乡。

只要不下雨，我们就到海边的沙滩上去玩儿，做游戏或游泳。每次下海，阿姨们都在一旁保护每一个孩子以防不测。初次下海，感到海水中有一股股无法抗拒的力量推动着我的身体，左右摇摆站立不稳，总要跌倒在水里。海水的浮力使人产生出飘飘悠悠的感觉，海浪滚过，身体随着浪峰自然而然地抬起，只能用脚尖勉强触到海底松软的细纱，海浪退去，身体随后下沉，又能站在海底的沙地上。我不会游泳，随着海浪的上下起伏，难免不尝到几口苦涩的海水。

开始涨潮了，我们回到沙滩上，沙滩上的贝壳被岁月冲刷得奇形怪状。还有小海螺，我在沙滩上捡了很多带回北京。这些贝壳在家中存放了很多年，后来我离开北京去内蒙古草原插队，回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沙滩上还可以捉住小螃蟹，海水淌过，沙地上有一个个冒着气泡的小洞，看准后赶快挖，几乎都能挖到。螃蟹太小了，蟹钳不会把手夹疼。浅绿色半透明的小螃蟹在手心上爬，六支小脚挠得手心痒，一股麻酥酥的感觉通过胳膊直传到心里。海浪冲来了水母，我就站在刚刚没过脚面的海水里看它游泳，水母伞状透明的身体下摆动着触须在水中飘逸，显得异常潇洒，我真想看清它的嘴脸，但又不敢用手去碰，只得眼睁睁地看它又随着海浪远去。

在黄昏的落日下，我们漫步在海湾。渔船在近海捕鱼，深蓝色的海水把渔船高高托起，然后又把它抛进低谷，渔船上的渔夫们满不在乎地忙碌着自己的事情。我亲眼目睹了一群在风浪中搏斗的勇士，心中充满了敬佩。一条渔船驶到离我们很近的地方，有个渔民一只手扶着桅杆，另一只手放在嘴边向我们喊着什么，在风浪中根本听不清，落日的余辉映照在他的身上，就像工匠沿着他的身体镶上了一圈金色的光环，他的全身笼罩在一层灿烂的光晕中，身后是一片绛紫色的晚霞。夕阳在海平面的尽头只露出金灿灿的一点小圆顶，光束透过云彩的缝隙直射天际，又反映在海波上，海面上就像撒满一层粼粼锡箔，闪动、跳跃着的光点刺得人眼花缭乱。

过了大约一个星期，我们返回了北京。在前门火车站下车，爸爸妈妈来接我回家。

爸爸妈妈经常周末也要参加演出，特别是节假日时就更忙了，有时甚至不能接我回家。每逢这个时候，我就要在幼儿园里度过。记得有一年过年了，爸爸妈妈不能来接我，阿姨把我们几个命运相同的孩子集中在一间大屋子里，我们趴在窗子的玻璃上往外看，看见别的小朋友被家里的亲人接走了，心就像贴在玻璃上的脸一样冰凉凉的。

幼儿园的阿姨在其它孩子走光后，带着我们做游戏。她为了使我们过得愉快，不想家，教我们做纸工。阿姨用一张张彩色纸折叠成小衣服小裤子，然后再叠出一个圆纸球，纸球可以吹鼓，用这叠好的衣服裤子拼成小人。还有会跳的青蛙；会飞的天鹅。晚上，在昏暗的烛光下，阿姨给我们讲安徒生童话故事，讲白雪公主，带领我们在童话世界里遨游。我们坐在阿姨周围，安静地听着，被故事中的人物所吸引，为故事中的情节所感动。

阿姨还在吃饭用的小铁碗里放上白糖、山楂糕，再加入适量清水，放在室外窗台上冻上一夜，第二天早晨就冻成了冰。阿姨用小勺刮出冰渣，放在我们吃饭的小碗里，几个孩子伸出贪婪的小舌头，唏唏溜溜美餐起来，又凉，又甜，又酸，真好吃。还有冻柿子，在还没完全冻透时吃，一口一嘴冰渣儿，甜得腮帮子发酸，一会儿两腮就冻木了，还得吃，一吃就忘了家，就忘了家中的爸爸妈妈，甚至还暗暗庆幸，幸亏留下来了，要不上哪儿找这冻柿子，这冻冰渣。

大人们的工作很忙，即使是星期天也不能够好好休息，积攒了一周的脏衣服要洗，屋子乱了要收拾，还要准备下周的工作，我们回家后爸爸妈妈也不能有更多的时间陪我们玩儿，我们三个孩子从幼儿园回来后只能自己玩玩具，可是家里根本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玩的东西。

有一年华北地区发生了水灾，听说天津进了水。我们院儿的房子因年久失修全部都漏雨了，单位只好让大家搬到别的地方暂住一段日子，房子修好后再搬回去。我家搬到了灯市东口的剧院道具制作工厂里，爸爸是厂长。这个工厂从外面看是一栋欧式的二层楼，不知道从前住的是什么人。进门是一个大厅，水磨石地面，迎面有一道宽宽的楼梯，上到一半时有一个平台，平台左右两侧各有一道稍窄的楼梯直通二楼。上到二楼后是走廊，走廊临街的一面有三间房，我们全家就住在其中的一间里。楼梯的踏步也全是水磨石制成的，楼道和楼梯两侧堆放着演戏用的道具，前面大厅的地上还铺着没有完成的景片。周末，工人们不上班，整个工厂里静悄悄的，我和姐姐就在各处玩儿。大厅的后面有一条窄过道通向后院，那里有一个更大的似乎是舞厅的地方，里面也同样有很多景片和道具，但是都是制作好了的，有些还搭成各式各样房间的样子，房间里所需的家具一应俱全，虽然全部都是假的，但做得如同真的一样。树的树干是用竹片和铁丝先扎成骨架，外面蒙上涂有颜色的布，树枝可是真的，用细绳绑在树干上，叶子是用绿纸剪成树叶的形状，然后穿在缠了绿纸的铁丝上，把它们固定在树枝上面，一棵大树就做成了。景片上的门可以随便开关。

第一次看见演戏用的东西非常好奇，在那些布景和道具中走来走去，并大声说话，就像看见过的话剧演员们在舞台上那样，装腔作势自我陶醉在演戏的乐趣中。

我们住在二楼，临街的一面就是灯市东口和米市大街的交汇处，对面是以后我们曾经住过多年的史家胡同。房间里高高的天花板四周有石膏制成的墙角线，挂灯的地方还雕刻了精致的花饰。窗户又高又大，几乎整面墙都被一扇顶天立地的大窗占据了。我和姐姐趴在窗台上看街道上的雨景，街上的行人和汽车很少，也许因为是星期天，又在下大雨，人们都在家里抗涝抢险吧，偶尔有人路过，他们高高卷起裤腿，赤着双脚，撑着油布雨伞在雨中匆匆走过。车子驶过，溅起一片水花，汽车成了汽艇。沿街漂来一个西瓜也没人去拣。那个时代的中国人都显得那么纯朴、忠厚，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似乎并不是什么奇谈，大家都在诚心诚意为了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辛勤耕耘，他们真心拥护共产党，希望自己贫穷落后的祖国能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欣欣向荣，繁荣昌盛起来。

我们这一代与新中国同时成长的孩子，真正得到的父爱和母爱是很少的，爸爸妈妈只能在繁忙的空余中挤出时间带我们去公园或去看电影，这是非常难得的。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他们要把这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为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为了紧跟领袖的步伐，他们不仅白天排戏，晚上演出，还要参加政治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