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欣欣：《东方红》大歌舞——一个孩子的记忆

1964年暑假，我因游泳受凉转为肺炎，被送入医院。出院不久，我妈就收到学校通知，要求我立刻回校报道。当时我妈妈不想让我返校。一是我刚生过病，二是我上的是寄宿学校，只有寒暑假在家的时间多点。但后来听说是政治任务，她也就不能说什么了。

我迷迷糊糊地去景山的北京市少年宫，也不清楚什么是政治任务，更不知道那是为《东方红》大歌舞选拔童声合唱的孩子。记得很多孩子挤在一个大殿里，负责挑选的是少年宫的老师，因为其中的一位原和我妈妈在一个单位，我知道她姓陈。挑到我时，那个老师我不认识。她让我站在她面前，在自己的胸上比了比，说这个孩子够高了，然后就让我站到另一边去。我不记得考没考唱歌，但我记得此前，我们小学曾在中央电视台表演了歌舞“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也许因此我被选上？后来在演出中，我大致知道参演的学生来自几所干部子弟小学，实验一小，二小，史家胡同小学和府学胡同小学等。

对于前期排练，我完全没有印象。记忆中的排练都是在大会堂里，而且连续几个晚上周恩来都到场。大人称周是总导演，后来听说周去北韩看了那里的团体操，回国之后要求文艺单位也搞类似的演出。当时应该是有一个导演组，并在全国当然主要是北京调集了三千人，似乎全国知名演员都参加了。大歌舞里有郭兰英唱的《南泥湾》，王昆唱的《农友歌》，邓玉华唱的《五彩云霞》，张越男唱的《松花江上》，胡松华唱的《赞歌》。女声独唱里只有张越男算洋唱法。从这一大型歌舞也可看出，当时是多么地注重民族化。少数民族演员里有维族的阿依杜拉，傣族的刀美兰，蒙族的莫多歌玛，藏族的才旦卓玛等。其中有一卖女儿的场面，在二胡曲《江河水》伴奏下很是凄惨。周恩来说你们没见过旧社会卖孩子，那是要插草标的，后来就插上了草标。

对外演出时，大歌舞包括了1949年前后，之前是以《歌唱祖国》结尾，其后的几场为：舞蹈《钢花飞溅》，《麦浪滚滚》，《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这个节目，我的记忆不是很清楚），混声合唱《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童声合唱《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最后是大合唱《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最近才知道那是黎京兄的岳母瞿希贤先生作曲，世界真小。当时的曲子很有激情，“红太阳”唱得虔诚庄严，而《无产者》有排山倒海的气势！成人合唱除了台上演员之外，舞台两边还站了合场团，团员都是业余的，印象都是大学生，当时三千人中只有他们和我们这些孩子是业余演员。

童声合唱开始时，几个少先队鼓号手从舞台两边跑出，这几个孩子都比较高，好像是中学生。他们跑到舞台后部，吹号打鼓。在鼓声中，少先队旗手和两个护旗手从舞台两边走出，引导着合唱队。这四个护旗手值得一记。她们都是从很多孩子中挑出来，高个的很漂亮的女孩，备受瞩目。很多年以后我曾在地铁上遇到其中的一个，黑发浓眉，皮肤白皙，长得颇似西方人，最引人注意的还是她嘴角的那颗小黑痣，当时我真想问她：“演东方红时，你是不是有右边那个护旗的。”但她有些排拒之态，话到嘴边，我又咽了回去。另一个护旗手在文革后期居然和我成了朋友。她当时从东北插队回来，工作没着落。她妈妈和我妈妈有个共同的朋友，于是就介绍她跟我妈妈学声乐，第一天我认出她：“你一定参加过东方红，而且是护旗手。”果然不错。当时我们同台很多日子，却从未说过话，更不知其名。

旗手和护旗手分别站在舞台两侧最前头，童声合唱队呈箭头型，自舞台中央向后逐渐展开。我站在左边第二排第一个，当时觉得很幸运，因为如果站在第一排第一个就有领队的任务，要带着全体走到台中央。大会堂的舞台对小孩儿来说是太大了，多少会发怵。指挥秋里叔叔站在中央，开始指挥，印象很深的是唱到“爱祖国，爱人民”时，大家的头会左摆一下，右摆一下。指挥到这里也会作出摇摆的手势。

童声合唱完毕，我们要在后台等待。在最后一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中，演员都穿亚非拉的服装，几个高个男演员还满脸涂黑，化妆成黑人。唱到最后一段时，我们拿着纸花跑上台，给“亚非拉” 朋友献花。记得一次彩排之后，周恩来上台接见演员，当时他站在我身后和大演员握手。不记得出于什么动机，我转身去摸他的衣服，他衣服不是毛料的，摸上去比较轻滑。那时候大概是1964年的夏秋之交，家里有些料子，看我妈晾晒料子，所以对衣服料子有点好奇。但我刚摸完，周就转过身，也许是感到有人在他背后摸吧。我非常害怕，立刻转过身去，但耳边却听到他说：“小朋友，你站到我这边来。”于是我向左挪了挪，依然不敢回头，只感到他的手放在我肩膀上，喀嚓喀嚓，荧光灯闪了好几次。那时小孩不会把这事告诉父母，更不知道索要照片。另一次是毛泽东上了舞台，但时间不很长，应该也照相了。

我们一般是在下午坐大汽车到达人大会堂，到达之后就会被领到特定的区域。当时年龄小，搞不清楚都是什么厅，但还记得一些摆设，比如有个盐岩雕的天安门，白得半透明。厅里靠墙一圈都是红木椅子，我们一人分一把。正式演出时已是秋冬，女生的演出服是白衬衫背带裙，白鞋白袜，男女生分开换衣服，衣服换好了还要整齐地叠放在椅子底下，上厕所要排队去。最开心的是演出后的夜餐，我们和大演员一起吃。名演员倒没见过太多，但总政舞蹈队的常和我们同桌或邻桌。那是我第一次吃到富强粉馒头，馒头做得很小，每桌两大盘，不够还可以要。当时好像车子调度有问题，有一次我们在大会堂门厅里等到很晚，很多人都在大理石地板上睡着了。因为演出，我们耽误很多课，后来我还生了一次病，因此我们的数学老师特别生气。但因为是政治任务，她也不敢说什么，只在班里时不时地发脾气，让我们做更多的作业。

那天是1964年10月16日，我们都去了大会堂。去之前，我们已经知道毛泽东等要见大歌舞的所有演员。在大会堂外边排队时，我后面的一个小孩儿说要和我换换，我什么都没想就让她站在我前面了。进去后，小孩分两(三？)排，前排坐在地上，最后一排坐在小凳子上。我坐的凳子后面是坐在椅子上的中央领导，后来我知道那个军人是杨成武。他和蔼地问我在哪里念书，叫什么名字，问完了，最后还是一句套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毛泽东进场时全场欢声雷动，毛一边挥手一边鼓掌，很有气派的样子。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江青，她单独一个人走进来，戴着帽子，脸很白，身材很苗条，但有点不男不女的。毛入座后，他还和座位的后面郭兰英，王昆以及几个少数民族演员交谈几句。然后是众人合影，相机绕场一周。之后，好像是周恩来宣布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当时，我完全不知道那是什么，问周围的孩子，他们也不知道，不知是谁传过来那就是一颗炸弹，于是我们跟着为一颗炸弹欢呼。后来参加合影的人都得到一张或两张与领导人的合影，一张是正版，用的是照相纸，另一张是印在画报纸上，两张都可以卷起来放在长方型的硬纸筒里，至今它们还在我国内的家中。在那张照片里，我和杨成武以及上下那一行人都比较模糊，原因是当时技术不能拍那么多人，正好在我那行切换。报纸上刊登出来的照片也是到我前面的人为止，而她正是主动要求换到我前面去的那个孩子。

大歌舞的演出一直持续到年底，其后就是拍电影。据说是毛泽东认为当时国家还不够强大，于是只演到《歌唱祖国》。这一改就将所有的小演员都打发到台下去当前几排的观众。因为看了很多次，我们几乎学会了所有的歌，也会背很多台词， “天是黑沉沉的天，地是黑沉沉的地，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啊....   ”“戴镣长街行，告别众乡亲，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有时太无聊，一些同学就拨弄桌上的无线设备，不知那时是否有同声传译，即使不是，估计也有不少设备被我们拨弄坏了。一旦拍摄开始，我们就不能走动或回头，终场时还要全体起立向后面的观众摇花。那就是后来人们看到的电影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我对“红色回忆”兴趣不大，不过是一段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