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今天的“告知信”,还给每个房间发了一份《新民晚报》和第二天的菜单。一百多个圈友们大概不会知道,这“告知信”和报纸里面,有我一份功劳。 昨天上午去前台送哑铃定单时,看到一群人正围着“负责人”吵闹,我也凑上去提意见。我说把我们关起来两天了,还没有看到正式的通知,就是公安局抓人,也得有逮捕证吧。我说完,马上意识到自己不仅话说得不好听,而且嗓门也很高。不过那位“负责人”似乎没有表现出不乐意,大概我还不算是最“凶”的。 看起来这么吵不会有什么结果,我抽身去柜台交单子。这时旁边有位圈友也想填单子,到处找笔找不到,就抱怨说:这柜台上找不到一枝笔;要是在美国,这笔,还不到处都是。我听着就愣了。我一向认为我自己早就过了这种中美比较的“境界”,但我刚才的抱怨,多少也是以美国的思维来度中国的现实。这样,我回到人群中,心平气和地对“负责人”说:“可以不可以这样,我们提具体的要求,你记下来,然后告诉我们哪些可以做到,哪些不可以?”她说好,马上找来笔和纸。我当下提了四点要求:1. 公布你的电话号码,或者任何一个能做主的人的号码;2. 定期通报情况;3. 提供报纸;4. 每天安排放风。 不料要求放风这条激怒了她。她几乎是在喊:放什么风!你们这样在这里都是不可以的。万一真的有交叉感染,七天到了,大家都走不了! 我一下子感受到她的敬业精神。我也知道,我们是第一批住进这个点的,他们确实只是没有经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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