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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十月,我趁回国探亲的机会,重访了当年下乡做知青的那个村子 – 山西省山阴县大虫堡。我在那里插队将近五年,离开两年后回去过一次,以后一直想再回去看看。这次终于如愿以偿,重访了阔别四十多年的我们村。
由我弟弟驾车,从大同经岱岳镇开到大虫堡。接近村口,看到村的外围有不少新建的房屋和院落。这个村口的大院就是以前没有的。
进村后,我想找到还能认识的人,于是向在街上晒太阳的老乡说明,自己是在村里插过队的知青。一位老乡首先叫出了我的名字,原来他是当年和我一起干过活的后生之一,叫庆璋。我没能先认出他来,觉得很不好意思。下面是我和庆璋在以前村口的合影。
我向庆璋打听当年知青的排房是否还在,庆璋答在,并带我们在一排新建的房屋后面找到了知青排房。房子早已破旧不堪,没人住了,靠西的几间也已经没有了。目前连房带院属于一个私人,据说不久将会把旧房全部拆掉,重盖新房。
下面是四十多年前在村里的知青在院落外的合影,可以较清楚看到院墙里面的排房全景,如今西面的院墙已经被一排新房取代。
离开知青的老房,我又打听刚到村里临时住在老乡家时的房东。一位当年的车把式秀璋告诉我,我的老房东和他女人都已经不在了,那房子也早没了。我听了觉得很是伤感。
我又打听刚来时知青厨房的房东,庆璋带我找到了,但房子也早已破旧不堪。当年这里的房东大爷和大娘也都已经不在了。
村里的小学校也是我要看的地方。当年我们常到那里的教师办公室兼宿舍去看报纸和聊天。我曾想,等我退休后,到村里的小学校代代课,哪怕只代一个学期。然而,小学校已经停办多年了,孩子们都到外村,甚至外县去求学。看着这荒芜的校舍,想到我来代课的梦想已经破碎,心里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
在街上和老乡聊天时,一位老年妇女拄着拐杖走过来。有人介绍,她就是当年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女人。我忙走过去自我介绍,她说她还记得我。当年我们每次去支书家,他女人都笑呵呵地招呼我们。那时她也就四十来岁,现在却八十多了,老支书也已经不在了。
虽然认识我的老乡已经不多,但还是见到了几位。其中一位叫来璋,他曾救过我们一个知青的命。那是在我们先后离开村子,只剩下一个男生时,这个男生突发肚子剧痛,已经昏迷了。幸亏大队及时发现,派车把式来璋等人连夜把这个男生送到县医院。经诊断是急性胃穿孔,并做了手术,是来璋为手术签的字。据说要是送来再晚点,命就不保了。来璋大我几岁,他前几年得过一次中风,现在走路还一拐一跛的。
还见到另一位当年一起干活的伙伴徐和。他那时是公认的大力士,我曾在后生们的忽悠下,和他摔过跤,还把过公道(把公道是当地一种双手翻手腕的游戏)。如今他还是那么壮实。
还见到了当年大队的妇女主任杨玉莲。我对她有印象,是因为当年我们第一天刚到村里,就被接到大队部,支书给我们一一介绍了大队干部。我们书呆子式地拿出小本本做笔记。大队干部中唯一的女士就是这位妇女主任。由于对当地方言很陌生,我把她的名字写作“杨玉列”(还把支书辛德润的名字写作“辛地荣”),后来才知道人家叫杨玉莲。然而村里没人叫她大号,由于她是本村杨木匠的二女儿,人们都叫她“杨二女”,简称“二女”。二女比我年长,但看上去精神状态很不错。
还有一位当年和我一起干活,很要好的伙伴叫辛日英。 我问庆璋,辛日英还在村里吗?他说在,于是带我到辛日英家去看他。辛日英和我同岁,他的妻子是庆璋的妹妹,当年是村里公认的“好女儿”(好姑娘)之一。辛日英的家境相对好些,如今两儿一女都是研究生毕业,在北京工作,其中大儿子还出过国。他说以后让他大儿子到美国来看我,我和辛日英还成为微信上的好友。
这次重访的大体印象是,村里还在新与旧的交替过程中。老房子大都已经或将要被拆除,新房子在逐渐增加。据说种庄稼和养奶牛都不赚钱,经济收入主要靠做点小生意以及外出打工,生活水平明显比四十多年前要好。祝愿乡亲们的生活越过越好!
还要说明一点:我当年去插队,是形势所迫,并不情愿的;下去以后,虽平时下地干活,但总想离开农村,这样一呆就是将近五年。我们这些“知青”正在学知识学本领的年龄,却被送到农村用原始的方式种地,一去就是几年甚至更长。虽然也经受了磨练,但总体上是得不偿失的。然而不幸中的幸运是,我们下乡的地方民风淳朴,多数老乡和基层干部对我们是很友善的。在那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给了我们很多关心,照顾和帮助。对此,我是永远铭记在心,也是永远感激的。
(上文中的彩色照片都是与我同行的弟弟和弟媳用手机照的。不是摄影,就为留个纪念。)
2016年11月 完稿
2019年1月 修改
2019年11月 再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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