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心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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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文豪们的社交网络：福楼拜办派对海明威福克纳打笔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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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泊桑：文学派对与法式gossip：莫泊桑在其短篇小说《福楼拜家的星期天》中细致描写了话痨福楼拜、文艺腔屠格涅夫、巴黎浪荡儿都德、阴郁大叔左拉这些同一圈子的作家们，神情抓得之到位，让人捧腹。

历史上好几位大文豪都是在七月头上离世的（如果他们也有黄梅天的话，那就很好理解了），有的是同一天，如莫泊桑和福克纳（七月六日），有的性子更急一点，如海明威（七月二日）。他们的作品或生平也巧合般地离不开人性观察与人际纠葛，当时虽然没有社交网络，但太阳底下从无新事，无论是福克纳与海明威的隔空笔仗，还是莫泊桑那眼花缭乱的社交圈。

福楼拜家的文学派对

那时福楼拜住在六层楼的一个单身宿舍里，屋子很简陋，墙上空空的，家具也很少。他很讨厌用一些没有实用价值的古董来装饰屋子。他的办公桌上总是散乱地铺着写满密密麻麻的字的稿纸。

每到星期天，从中午一点到下午七点，他家一直都有客人来。门铃一响，他就立刻把一块很薄的红纱毯盖到办公桌上，把桌上的稿纸、书、笔、字典等所有工作用的东西都遮了起来。他总是亲自去开门，因为佣人几乎每个星期天都要回家的。

福楼拜

第一个来到的往往是伊万·屠格涅夫。他像亲兄弟一样地拥抱着这位比他略高的俄国小说家。屠格涅夫对他有一种很强烈并且很深厚的爱。他们相同的思想、哲学观点和才能，共同的趣味、生活和梦想，相同的文学主张和狂热的理想，共同的鉴赏能力与博学多识使他们两人常常是一拍即合，一见面，两人都不约而同 地感到一种与其说是相互理解的愉快，倒不如说是心灵内在的欢乐。

屠格涅夫仰坐在一个沙发上，用一种轻轻的并有点犹豫的声调慢慢地讲着，但是不管什么事情一经他的嘴讲出，就都带上非凡的魅力和极大的趣味。福楼拜转动着蓝色的大眼睛盯着朋友这张白皙的脸，十分钦佩地听着。当他回答时，他的嗓音特别洪亮，仿佛在他那古高卢斗士式的大胡须下面吹响一把军号。他们的谈话很少涉及日常琐事，总是围绕着文学史方面的事件。屠格涅夫也常常带来一些外文书籍，并非常流利地翻译一些歌德和普希金的诗句。

屠格涅夫

过了一会儿，都德也来了。他一来就谈起巴黎的事情，讲述着这个贪图享受、寻欢作乐并十分活跃和愉快的巴黎。他只用几句话，就勾画出某人滑稽的轮廓。他用他那独特的、具有南方风味和吸引人的讽刺口吻谈论着一切事物和一切人……

他的头很小却很漂亮，乌木色的浓密卷发从头上一直披到肩上，与卷曲的胡须连成一片；他习惯用手捋着自己的胡子尖。他的眼睛像切开的长缝，眯缝着， 却从中射出一道墨一样的黑光。也许是由于过度近视，他的眼光有时很模糊；讲话的调子有些像唱歌。他举止活跃，手势生动，具有一切南方人的特征。

都德

接着来的是左拉。他爬了六层楼的楼梯累得呼呼直喘。一进来就歪在一把沙发上，并开始用眼光从大家的脸上寻找谈话的气氛和观察每人的精神状态。他很少讲话，总是歪坐着，压着一条腿，用手抓着自己的脚踝，很细心地听大家讲。当一种文学热潮或一种艺术的陶醉使谈话者激动了起来，并把他们卷入一些富于想像的人所喜爱的却又是极端荒谬、忘乎所以的学说中时，他就变得忧虑起来，晃动一下大腿，不时发出几声：“可是……可是……”然而总是被别人的大笑声所淹没。 过了一会儿，当福楼拜的激情冲动过去之后，他就不慌不忙地开始说话，声音总是很平静，句子也很温和。

左拉中等身材，微微发胖，有一副朴实但很固执的面庞。他的头像古代意大利版画中人物的头颅一样，虽然不漂亮，却表现出他的聪慧和坚强的性格。在他那很发达的脑门上竖立着很短的头发，直挺挺的鼻子像是被人很突然地在那长满浓密胡子的嘴上一刀切断了。这张肥胖但很坚毅的脸的下半部覆盖着修得很短的胡须，黑色的眼睛虽然近视，但透着十分尖锐的探求的目光。他的微笑总使人感到有点嘲讽，他那很特别的唇沟使上唇高高地翘起，又显得十分滑稽可笑。

左拉

渐渐地，人越来越多，挤满了小客厅。新来的人只好到餐厅里去。这时只见福楼拜做着大幅度的动作(就像他要飞起来似的)，从这个人面前一步跨到那个 人面前，带动得他的衣裤鼓起来，像一条渔船上的风帆。他时而激情满怀，时而义愤填膺；有时热烈激动，有时雄辩过人。他激动起来未免逗人发笑，但激动后和蔼可亲的样子又使人心情愉快；尤其是他那惊人的记忆力和超人的博学多识往往使人惊叹不已。他可以用一句很明了很深刻的话结束一场辩论。思想一下子飞跃过纵观几个世纪，并从中找出两个类同的事实或两段类似的格言，再加以比较。于是，就像两块同样的石头碰到一起一样，一束启蒙的火花从他的话语里迸发出来。

最后，他的朋友们一个个陆续走了。他分别送到前厅，单独讲一会儿话，紧紧握住对方的手，再热情地大笑着用手拍打几下对方的肩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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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海明威福克纳打笔仗

福克纳

和莫泊桑忌日同一天的福克纳就没有那么八面玲珑了，他和海明威的笔仗显示出其深度的社恐，当然也不乏对海明威的真知灼见。福克纳比海明威早出生一年，晚去世一年。这对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文坛上的双子星座有过少数几次直接或间接的通信，从中可以看出文人间惺惺相惜却也拧巴固执的社交性格。

说来也巧，海明威和福克纳最早的作品都发表在同一期刊物上，那就是一九二二年六月号的《两面人》，在新奥尔良出版的一家小刊物。福克纳的是一首诗，叫《肖像》，海明威的也是一首诗，只有四行，叫《最后地》。

文豪们的社交网络：福楼拜办派对海明威福克纳打笔仗

海明威

一九四七年四月，福克纳与密西西比大学英语系学生见面，有人问，当代最重要的美国作家是哪五位。福克纳第一次回答时未把自己列入，在第二次回答时开列的名单是：一、托玛斯·沃尔夫——他很有勇气，他的写法好像自己没多长时间可活了似的。二、威廉·福克纳（是的他把自己排在第二位）。三、多斯·帕索斯。四、海明威——他没有勇气，从没有用一条腿爬出来过。他从未用过一个促使读者去查字典的高级词汇。五、斯坦贝克——我曾一度对他抱很大希望。可是现在，我说不上来。”

这次谈话被捅给了新闻界，不久后，纽约的报纸登出摘要。海明威看后，大发雷霆，他让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朋友C·T·兰哈姆准将为他作证，说明他在战火中表现如何。准将写了一封三页长的信挂号寄给福克纳，证明海明威当战地记者时有“特殊的英勇表现”。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八日，福克纳复了信。里面说：

谢谢你的来信。

你（所转引的）声明是不确切的，因为你所见到的文本显然不完整，原来的话里并无任何涉及海明威为人之处：仅仅是说他作为一个作家的技艺。对于他在两次大战中以及在西班牙的表现，我是清楚的。

四月里，应此间密西西比大学英语系的邀请，我会见了该系六个班级，回答了文学、写作方面的问题。在一次会见中学生让我列举最伟大的美国作家。我回答了，我本不打算这样做，我相信无人能回答这样的问题，可是(在再次请求之后)我想不妨跟学生说说我个人对同行的评价：这些人的名字从我们开始写作以来就和我的经常联在一起。我提到了海明威、沃尔夫、多斯·帕索斯、考德威尔，我说：

“我认为我们全都失败了(就我们谁也没有达到狄更斯、陀斯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萨克莱等人的高度而言)。而沃尔夫失败得最光辉，因为他具有最大的勇气：敢于冒犯低劣趣味、笨拙、乏味、沉闷的错误的危险：要就是一炮打响要就是把鱼雷全都白白放掉。其次是多斯·帕索斯因为他为风格而牺牲了某些勇气。再其次则是海明威，因为他没有勇气像别人那样拖着一条腿爬出来，敢于去冒趣味低劣、不加约束、乏味沉闷等等的危险。”

同一天，福克纳又写了那封“说明性的短简”，这是他直接写给海明威的唯一一封信：

亲爱的海明威：

我为这件倒霉的蠢事感到抱歉。我只不过是想赚250块钱稿费，我原以为是非正式的，不发表的，否则我一定会坚持在发表前看一看是怎么写的。多年来我一直相信人类的一切灾祸都从口出，想不到自己却破了戒张口说话了。这也许将是我最后一次的教训。

我希望此事不致给你带来任何损失。不过倘若真的或何时何地会有，请再次接受我的歉意。

七月二十三日，海明威从古巴回了一封信给福克纳。这封信很长，也很热情，从中可以看到海明威性格中可爱的一面。信中说：

亲爱的威尔：

非常高兴收到了你的信并为有了联系而感到快活。你的来信是今晚抵达的，请把所有别的都扔掉，误会呀或是会产生的别的一切，咱们都来把它踩扁吧。现在再没什么芥蒂了。我恼火过，布克〔兰哈姆〕也恼火过，但是就在知道真情的那一分钟我们立刻就不再恼火了。

我明白你说的关于托·沃尔夫与多斯的话的意思但是仍然不能同意。我从未感到与沃尔夫有任何共同之处除了北卡罗莱纳这一点。多斯我一直是喜欢与尊重的但是认为他是个二流作家因为他耳朵不灵。

与大伙儿不同的是我从小就一直住在国外(就像雇佣兵或爱国志士一样)。我自己的国家消失了。树木被砍伐了。什么也没剩下只除了加油站，还有我们在草原上打沙锥鸟的那一小块土地等等。学外国话就跟掌握英语一样，但也同样忘掉了。大多数人不知道这一点。多斯总像个旅行家似的来到我们中间。我一直为自己的生存奋斗，付欠的账，总是呆下来斗争。从能记事起我就是个没有根基的人，可是在失败之前每次都是奋战过的……情况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糟糕。

接下去那段读者应该比较熟悉，那就是号召福克纳向菲尔丁、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莫泊桑、司汤达、福楼拜挑战并要把他们一一打败的那一段。但是里面把福克纳捧得太高，令人怀疑其真诚的程度。信的最后说：“不管怎么说我是你的兄弟，要是你想跟谁写信聊聊天我愿和你保持联系。……信写得乱七八糟，请原谅。向你表示敬意。愿意继续写信联系。”

福克纳没有复信，但是对海明威的慷慨大度还是领情的。

一九五二年，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出版，布雷特去信约福克纳写书评。六月二十日，福克纳给布雷特复了信，里面说：“几年前，我忘了在什么场合下，海明威说过作家应该抱成团，就像医生、律师和狼一样。我觉得在这句话里，机智、幽默的成份多于真理或必须，至少对海明威来说是如此，因为需要勉强抱团否则就会消灭的那种作家才像呆在狼群里才能是狼的那种狼，单独活动时便仅仅是又一条狗。”布雷特把这封信寄给海明威——寄去的理由是他准备在自己的一篇文章里引用。

海明威在六月二十七日写信给布雷特，先是重提“排座次”的事，再次说福克纳认为他是“胆小鬼”，也已经向自己道了歉。可是如今又骂他海明威“仅仅是一条狗”！“他过去说我的好话……，可那是在他得到诺贝尔奖金之前。当我看到消息说他获了奖时，我给他发去一封祝贺的电报，用了我所知道的最美好的语言。他从未表示他收到了。多年来我一直在欧洲帮他建立声誉。……每当有人问起谁是最优秀的美国作家，我总说是福克纳。每逢有人要我谈谈自己，我总是谈他。……他棒球打不到九局，我从不告诉别人，更不说为何打不到，也不说他一贯的毛病出在哪里。可是他写信给你仿佛是我在求他保护我。我，一条狗。他发表了一篇演说(显然指诺贝尔演说——笔者)，很好。我知道现在或是将来他再也达不到那篇演说的水平了。我也知道我能写出一部更好、更直截了当的作品，不用耍那套花架子和修辞学。”

一九五四年海明威获得了诺贝尔奖，福克纳并没有什么表示。

一九六一年七月二日，海明威逝世的消息传出，当时详情都不清楚，但是福克纳的第一反应却是：“这不是偶然事件。他是自杀的。”第二天福克纳还在想这件事，他对友人说：“海明威抗议得太多，他所显示的无畏与男子汉气概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伪装。”又说：海明威显然有病，但是这样做未免不够勇敢。“我不喜欢一个走捷径回家的人。”

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福克纳也离开了人间，那是在海明威逝世的一年又四天之后。

准确地说，这两位作家只正式互通过一次信，以美国交通之发达，人们旅行的频繁，他们竟始终未有一面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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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社交网络的年代文豪们这样争番位

来源：文汇报　|　陈熙涵　　2020年04月13日08:31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19世纪的法国亦不例外：雨果和圣勃夫围绕一个女人“相爱相杀”；缪塞在雨果的威严下“由爱转恨”；夏多布里昂无情阻挠年轻作家的成长……随着文学史新著的不断出版，这些名人轶事逐渐被中国读者知晓。

在《法国文人相轻史》一书中，作者以貌似八卦、实则严肃的态度，为读者梳理了法国文人在情场、友谊、流派观点、利益冲突、政治立场等方面的逸闻，从中我们也得以看见当今世界文坛的影子。

在国际文坛，作家间存在恩怨的情况并不鲜见。在没有社交网络的年代，他们的一些矛盾、对立，或反映在回忆录里，或出现在媒体的报道中，或存于文学史研究者的笔端。

马克·吐温曾批评简·奥斯丁说：“每次读她的书，我都不得不中途停止。我读《傲慢与偏见》的时候，恨不得把她从坟墓里挖出来、抓起她的膝骨敲打她的头颅。”但马克·吐温自己也没逃过批评。福克纳曾如此吐槽马克·吐温说：“一个平庸作家，在欧洲只算第四流。”除此之外，尼采吐槽但丁，威尔斯吐槽萧伯纳，福克纳和海明威互相吐槽……这些都随着一些文学史新著的不断出版而被中国读者知晓，《法国文人相轻史》就是这样一部信息量充沛的另类文学史。

19世纪的法国文坛星光熠熠，诞生了一大批留在文学史上的大家。该书则从另一个侧面，帮我们进一步认识19世纪法国文学。两位法国作者历数了他们国家那些赫赫有名的大作家的轶事，如梅里美爱上司汤达的情人“蓝夫人”，从而展开一段跌宕起伏的三角恋；巴尔扎克出于对圣勃夫《情欲》的仇恨而写出了《幽谷百合》；龚古尔兄弟公开嘲讽福楼拜……而“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绝对不只发生在现当代。

在两位作者看来，这些“宿怨”恐怕只是19世纪文人间爱恨情仇的冰山一角，纵观历史我们会发现，文人间获得的荣誉往往伴生于他们之间的仇怨，比如荷马写出《奥德赛》，就是为了超越《伊里亚特》。

“我很荣幸成为一个被人嫉恨的人。”年迈的雨果在1866年1月31日写下这样一句话。正如雨果感谢那些与他为敌的人们那样，名作家们在年轻气盛时因相互蔑视和嫉恨所产生的恶言恶行，在一定程度上也催生了许多伟大的作品。左拉曾在《我的仇恨》中说：“如果说我今天有所成就的话，那是因为我桀骜不驯，胸中有恨。”一个与自己势均力敌的对手，正是创作的动力和灵感的来源之一，无论这些竞争如何激烈不堪，我们的确看到了其中的推动作用。更何况从长远来看，这些同行间亦师亦友的关系也并没有那么糟——它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相爱相杀的关系。所谓的好胜心也好，嫉妒心也罢，这些都是文学创作的源泉。正是这些不忿激励着作家们不断追求更高的文学成就，直至成为浩瀚文学天空中璀璨的明星。

爱情是文人之间怨恨的源泉之一

书中记载了作家们不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爱情。在19世纪，作家们的爱情（当然也包括作家和妻子之间的感情）并非个人私事。作家之间彼此熟知，在他们的小圈子里，没有什么事能长期保密。比如，曾闹得沸沸扬扬的雨果与文学评论家圣勃夫之间，因一个女人而矛盾不断的故事。

雨果和圣勃夫因文学相识。圣勃夫因在《环球》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颂歌与杂诗》的评论文章而在1827年与雨果有了第一次接触。他们之间很快就建立起友谊，而且关系越来越密切。有段时间，圣勃夫成了雨果家的常客，有时一天会去两次。

雨果和阿黛尔1822年结婚。圣勃夫并非一开始就拜倒在阿黛尔的裙下，他当初甚至没太注意她，因为他的钦佩和崇拜之情全都投向了雨果。雨果则非常受用这位无比忠诚的追随者的崇敬之情。可惜这样的和谐局面没有持续太久。雨果全身心投入到浪漫主义文学的创作之中，1830年雨果的《哀那尼》引起强烈反响并获得巨大成功，而圣勃夫的诗集《约瑟夫·德洛姆的生活、诗歌和思想》和《安慰集》并未得到预期的认可。他心怀苦楚，蜷缩进撰写文学评论的工作当中，却发现围绕在雨果周围的小圈子正在不断扩大。这让圣勃夫非常气愤。他认为年轻一代如戈蒂埃和内瓦尔等正在侵占他的地盘，在雨果周围形成新的小圈子。他们热烈的崇拜让圣勃夫昔日的友谊黯然失色。圣勃夫开始嫉妒，觉得自己被雨果抛弃了。他像失宠的怨妇一样写信给雨果，“从近期发生的事情来看，您的生命正经受周围人的折磨，您失去了快乐，仇恨却有增无减，往日的友谊也离您而去，您身边取而代之的是一群愚蠢而疯狂的人……我为此感到痛苦，却只能怀念过去，还不得不向您挥手告别，躲藏到某个不为人所知的角落里……”

正是在这一时期，圣勃夫渐渐对雨果美貌的夫人阿黛尔·雨果萌生了爱意。与此同时，雨果似乎更多地投身在文学创作之中，忽视了妻子正在经受丧母之痛。相比丈夫只专注于不断上升的文学事业，阿黛尔觉得圣勃夫似乎比丈夫更能理解自己。

从1829年起，圣勃夫开始在后来以《约瑟夫·德洛姆的生活、诗歌和思想》为名出版的诗歌中以近乎直白的方式表达对美丽的阿黛尔的爱意。与此同时，他向雨果吐露了自己对阿黛尔日增的爱意。雨果闻之十分吃惊，但没和圣勃夫撕破脸，因为这时候圣勃夫已经成为了一个颇有影响力的评论家，要是他评论说雨果的作品不好，还是会造成一定影响力的。两人之间竟达成了一个荒唐的协议：圣勃夫来看阿黛尔的时候，雨果必须在场。

决裂始于1833年。1月初，雨果遇到了在他的戏剧中扮演小角色的女演员朱丽叶·德鲁埃，并和她发展成了情人关系（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50年后她与世长辞）。在一本诗集中，雨果同时赞扬了情人的魅力和妻子的美德。雨果的这种行为彻底惹怒了圣勃夫。1834年，圣勃夫发表批评浪漫主义领袖雨果的评论文章。雨果则轻蔑地回应道：如今，我面前有如此多的仇恨和如此多卑劣的攻击。我非常清楚，即使是久经考验的友谊也难免会退缩，甚至会背叛。所以永别了，我的朋友。我默默埋葬您身上消失的部分和我身上被您伤害的部分。永别了！

随后，圣勃夫在小说《情欲》中再次表达了对阿黛尔的爱慕之情，而雨果自始至终也没有放弃自己妻子的意思。自此，两人算是彻底撕破了脸。

在这个故事中，最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尽管圣勃夫依然像骑士一样守护着阿黛尔，但却开始怀疑起自己对她的感情——自从雨果冷落阿黛尔后，她在圣勃夫眼里也就失去了一部分吸引力。因此，有后来的研究者认为，因为无法获得雨果那样的声望，转而爱上了他的妻子，或许圣勃夫在意的，从头至尾只是雨果而已。

那么，雨果能就此忘记这一切吗？多年后的1874年，也就是圣勃夫死后五年，雨果还用写诗发泄他难以介怀的愤恨。在诗中他写道，“卑贱的小丑/在台阶上，我推着你的肩膀/告诉你：先生，别再踏进我家大门/我看到你眼中闪烁着背叛/在你的懦弱中，我体味到愤怒。罪人！”

在《法国文人相轻史》一书中，诸如此类的狗血八点档爱情多角恋，还发生在诗人波德莱尔身上。他曾爱上戏剧演员玛丽·多布兰，从而和诗人泰奥多尔·德·邦维尔成为情敌。玛丽·多布兰原名玛丽·布吕诺，18岁开始在蒙马特剧院演出，波德莱尔在此后不久就遇见了她。但最初的追求没有成功，她成为邦维尔的情人。1859年，玛丽·多布兰离开巴黎南下尼斯，因为患病的邦维尔正在那里疗养。在这段时间里，波德莱尔再次向她求爱，但和第一次一样没有成功。于是，波德莱尔和邦维尔这两位诗人之间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斗，由此引发的爱恨情仇也成为他们文学创作的灵感源泉。邦维尔的诗《尼斯的大海》《紫晶》，波德莱尔的诗《秋之歌》《致玛利亚》，都是写给这位小姐的。

雨果的小圈子也不都是忠实崇拜者

前面圣勃夫提到的雨果的小圈子，在19世纪20年代聚集于冉冉升起的浪漫主义之星雨果周围。然而，并非所有“雨果派”都立场坚定。

有人从一开始挤破头要打入这个小圈子，到后来对雨果反戈一击，其中甚至包括一些现代文学的支持者，比如亨利·德·拉图什和雅南，还有普朗什。除他们之外，有一个背叛者非常出名，此人便是缪塞。天才诗人缪塞很早就在雨果的圈子占有一席之地，但他很快发现和雨果交往并不是件轻松的事。在雨果的威严下，所有圈中人士都要遵守他订立的规矩。去年，一场大火让巴黎圣母院牵动了全世界的目光，这个被雨果赋予了人道主义思想光辉的建筑，也曾一度成为缪塞的“噩梦”。作为雨果的跟随者，每周陪雨果先生一起爬一次巴黎圣母院，并在圣母院北楼上欣赏落日，不知何时起成了规定动作。这件事怎么看都是个苦差事，而雨果却乐此不疲。因为在他眼中，圣母院建筑的外形就像个大写的“H”，与雨果的Hugo是一样的，他声称这能给他带来灵感。而缪塞被此事折腾得够呛，他觉得在司汤达和梅里美身边或许更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于是便开始琢磨怎样躲避雨果发起的活动。巴尔扎克对雨果的不满，则表现为指责他利用记者中伤自己，他指摘雨果“作品伟大，但人格渺小”。1881年，为庆祝雨果80岁生日，浩浩荡荡的人群到雨果住所所在的埃罗街游行，埃德蒙·德·龚古尔看到这番场景后高喊“马屁精”，气得差点当场背过气去。

这个小圈子的仇恨一直延续到雨果的身后。左拉在雨果死后给雨果的孙子写信说：“先生，也许有一天您会知道，即便当着您祖父的面，我也敢批评他……”然而，都德却在《文学回忆录》中对左拉的这封信感到愤慨。他说：“最后的结果当然是文学天才左拉彻底获得胜利。”言下之意便是雨果终于完蛋了，左拉万岁！与此同时，福楼拜则在讥讽左拉方面不余遗力。他说：“我看过左拉的小册子，如果他能说清楚什么是自然主义，也许我也会变成自然主义者。可惜我至今也没弄明白它是个什么玩意儿。”

更成功、更走运、更富有都是拉仇恨的理由

作家们不和的原因还有很多，比如老一辈作家很难容忍比自己年轻的作家，新一代作家对老一代不屑一顾，他们互相攻击对方是“老狮子”和“狼崽子”。1879年4月，雨果在《晓月报》上看到一幅有趣的漫画：左拉正使劲想把雨果的塑像从底座上移开，但怎么也移不动。漫画的标题叫“左拉先生正在徒劳地干什么”，想必此时年迈的雨果心情一定很复杂。

46岁的拉马丁认为自己的作品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文学境界。然而在得到伟大的夏多布里昂认可前，他的成绩还显得不够分量。于是，在新作刚发表后不久，拉马丁就去雷卡米耶夫人的沙龙里拜会夏多布里昂，后者正在忙着撰写《墓畔回忆录》。夏多布里昂坐在椅子上打盹，他抬眼瞧了瞧走进来的拉马丁。拉马丁高大、英俊、身材修长，表情庄重，举止优雅。但是在拉马丁到来后，夏布多里昂始终不发一言，只是轻轻地咬自己的围巾，沙龙女主人不得不说出一些恭维拉马丁的话来，而后者也完全陶醉在自己卓越的才华中。最后，雷卡米耶夫人礼貌地把拉马丁送出了门。这位骄傲的诗人刚走，夏布多里昂便高声喊道：“大傻瓜！”

正在享受荣誉或至少已经获得成功的作家，通常瞧不起运气欠佳的同行，同时又非常在乎别人是否对自己表现出应有的尊重；还没获得盛名的人，则总是怀疑文学泰斗沽名钓誉，暗地里又非常嫉妒。然而，这些又都是文学圈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这方面，雨果同样没有表现得多么大度。1832年，乔治·桑的第一部小说《印第安纳》的成功使得他备受刺激，尽管他见都没见过乔治·桑，当乔治·桑被评论家褒扬时，他毫不犹豫地骂出了脏话。

挣钱多少也能成为拉仇恨的理由。福楼拜虽在前半生过着悠闲的生活，却信誓旦旦地告诉柯莱自己手头没什么钱。但在其他作家们看来，福楼拜声称自己不太在乎是否成功，肯定是因为本身已经很富有。1857年《包法利夫人》事件掀起不小的波澜，无形中给福楼拜提升了不少名气。1862年，他发表第二部作品《萨朗波》时，俨然已经以文坛老手自居，并对外放风说出版商给他三万法郎。实际上他只得到一万法郎。没过多久，他的谎言被圈子里的人揭穿，龚古尔兄弟就公开对此进行了嘲讽。

巴尔扎克总是嫉妒比自己更走运的小说家，无论是弗雷德里克·苏利耶还是欧仁·苏获得巨大成功，巴尔扎克的内心都充满痛苦。欧仁·苏凭借1842年发表的《巴黎的秘密》和1844年发表的《流浪的犹太人》获得丰厚的经济回报时，巴尔扎克曾给出评价：“我看这种市侩的作品应该叫《流浪的猪油》更合适。”巴尔扎克经常负债累累，这成为一段匪夷所思的文坛往事。为了摆脱困境，他时常制定出宏大的计划，从办印刷厂到种植菠萝都试过，每次都以失败告终，经济状况随之每况愈下。波德莱尔因此曾多次嘲笑过巴尔扎克，尽管他的处境也不比巴尔扎克好多少（波德莱尔花销无度）。1845年11月24日，波德莱尔在《海盗船》上撰文“天才如何还债”，以描述他在街角偶遇巴尔扎克落魄的场景。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文人圈里口诛笔伐咬来咬去的戏码，多借助报刊这个主阵地粉墨登场。那时，法国几乎所有的报纸都在头版开辟文学评论专栏或专区。巴尔扎克、内瓦尔、戈蒂埃、左拉……19世纪的大部分作家都或多或少地担当过评论员的角色，其主要职责是评论最新发表的文学作品。和现在一样，当时的“炒作”文章总能增加作品的销量，尤其在19世纪末，作品的销售数量随着报刊发行量的提升而不断增加。

维克多·雨果在1831年

此文摘编整理自南京大学出版社引进出版的《圣勃夫文学批评文选》。1831年，圣勃夫在评论界的影响力正与日俱增；他尚未与雨果决裂，但已经有了嫌隙。文中提到的《东方杂咏》，是雨果的抒情诗集，标志着雨果由古典转向浪漫；《哀那尼》（又为《欧那尼》）是雨果创作的剧本，其上演确立了浪漫主义在法国文坛的地位。 ——编者

在升向神庙的阶梯上，每一级都有他的祭坛，甚至有时还有两个祭坛；在他的园地里每一年都有不止一次的收获。他的抒情诗的程途离结束还远着哩，但已经有足够的幅员使人一眼就看到那和谐的全套了；但是对戏剧的围场来说，他还只算是站在门口；现在他带着观察力的全部成熟走了进去，用他的天才的全部威力向前推进着：让未来去评判罢。

在雨果的周围，在一种令人悠然神往的忘形的亲密中又形成了一些极少数的新诗人；旧诗人中也有两三个又接近起来了；他们天天晚上在一块闲谈着，自然而然地都抱着一个引人入胜的幻想，而实际上这幻想也只是一个主观愿望而已；他们指望着一个较好的时代，认为这种时代是很容易实现的，并且近在眼前了。在这种满怀信心的漠视之中，现实就不被觉察地逃逝了，奇想飞到了别的地方；真正的中世纪被研究着、被感受着，在它的建筑方面，在它的纪年方面，在它的如火如荼的活动方面；在这些人之中还有一个雕塑家大卫·得·安热尔，一个画家路易·布朗热，而雨果在琢磨方面、在设色方面，正堪与二家竞胜。在《东方杂咏》的这个美妙的季节里，每天的黄昏时候都被消磨在天真烂漫的观赏之中，大家或者跑到平原上去看日落，或者跑到圣母堂的钟楼顶上去谛视夕阳返照在河水上的血色回光；然后，回到家来，互相读着吟成的诗句。就是这样，他们争先恐后地把调色板丰富起来，把回忆累积起来。冬天，他们有几次较规则的集会，这些集会也许有时会使人回想起以前《缪斯》时代的某些荒唐之处，就是本文的作者自己也该引以自责，因为他歌颂“诗社”时曾把它理想得太过火了。但是不论如何，这一年给维克多·雨果带来了他的最和平、最丰富的第一番抒情花信：《东方杂咏》可以说是他的十五世纪的哥特式建筑；它也和这种建筑一样，是装饰着的、令人怡悦的、花枝招展的。没有别的诗能更煊赫地代表着它出生的那个短暂的清明时代了，正因为它忘掉了时代，正因为它在内容上放怀得失，正因为它具有流水行云的奇想，搜奇猎胜的风格和为纯艺术建起的那个神奇的御座。不过，维克多·雨果并没有候那吹醒一切美梦的革命到来，就走出了他一度在里面念焉游焉的那种辉煌的幻象。在这种幻象里，别人会认作自己的黄金时代而力图予以延长，而他呢，既热烈而又不安，很快地又有了更广泛的欲望了。因此，他又以《哀那尼》一剧跨进了戏剧界，又由戏剧界跨进了积极的生活。从此，他就面向着群众，力量足以撼动它，在摔跤中可以举起它来：而我们也和他自己一样，对结局是怀有信心的。他这样一转之后，应该说句老实话吗？我们都是婉约派和密契派的诗人，我们看到我们最受拥护的朋友逃脱了我们，跑到舞台的喧噪与灰尘中去了，自不免私哀为之惋惜，这也是情理之常，不难想象的：我们的诗是怜才不抢，任何友谊都是畏忌变心的啊。但是，我们不久又想到：就是在最令人陶醉的剧场喝彩之中，维克多·雨果的灵魂里始终还会有一种抒情诗蕴藏着的，也许这种抒情诗比以前更严肃些、更深刻些，由于受到抑制而更善于颤动些，由于盛年难再而更深沉地印上了青春的零散形象与感叹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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