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927·谁主沉浮》：第三章 后孙文时代的来临

发哥

作者：叶曙明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人死了，党也分裂了

    把国民党分成左、中、右派，是共产国际与苏联定下的策略，目的在于加速国民党的大分化、大改组。但以前孙文是国民党的精神领袖，无论左中右、老中青，对他都尊崇有加。因此，他成了维系党内团结的纽带。
    孙文去世，纽带断裂了。平定杨、刘后，国民党内部与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以廖仲恺被刺案为转折点，迅速全面开花。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在赴东堤中央党部开会时，突遭凶徒开枪行刺，身中四枪，随即倒在血泊之中。在送往百子路医科学院途中，廖仲恺已经断气了。凶徒被卫兵还击，负伤被捕，还没供出幕后主使便死了，只留下行刺用的大号左轮手枪，成为重要线索。
    凶案发生后，胡汉民匆匆赶到许崇智处，商议应付办法。汪精卫也在场，他力主请鲍罗廷来。鲍罗廷来后，立即建议组织特别委员会，专责处理此事。当天下午，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紧急联席会议。
    蒋介石情绪激动，誓言要“为廖党代表报仇”。鲍罗廷拟定了特别委员会的人选，包括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鲍罗廷为最高顾问，授以政治、军事及警察一切全权，应付危机。中央政治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及国民政府，各派一委员，列席特别委员会会议。这个特别委员会，有一特别之处是，胡汉民被屏诸局外。
    革命、反革命、真革命、假革命，这类早已把人耳朵磨出老茧的词汇，再次排山倒海而来，有如龙卷鱼虾并雨落。汪精卫慷慨激昂地说：“所谓障碍，即所指反革命、假革命、不革命等等分子，此等分子，在党内各处都有，而在军队中最多，其为障碍亦最甚。廖仲恺同志日日和这些反革命、假革命、不革命的分子奋斗，其死也亦即死于这些反革命、假革命、不革命者之手。”
    然而，在这些铿锵词汇遮掩之下，却是残酷的权力肉搏
    蒋介石在第一次东征之前，仍然藉藉无闻，亦未有佩剑上殿，与闻党国大事的资格，但未及一年，却跻身特别委员会三委员之一，足见这颗政坛新星，凭着党军这一资本，上窜速度之快，令人刮目相看。
    廖仲恺之死，是继孙文去世之后，短短几个月内，国民党又一次陷于“得国常于丧，失国常于丧”的政治危机。各机关刚刚降下半旗，党内已经风声鹤唳了。大家都想借题发挥。汪精卫急于把胡汉民弄掉，以便独享孙文遗产；蒋介石则想把许崇智赶走，把军权从广东人手里夺过来；胡汉民想归罪于共产党，而鲍罗廷则希望对右派来一次大清洗。
    胡汉民被蒋介石接到黄埔军校，汪精卫夫人陈璧君颇为内疚，虽然身怀六甲，亦一直陪伴左右。胡汉民悲愤莫名，在黄埔写了一封信给汪精卫，不胜怆然地说：“弟与兄久共患难，不久以前尚相与戮力，肃清滇桂军等，巩固后方，此日思之，恍如隔世矣。”
    政府下令通缉胡毅生。与胡汉民关系密切的大批党国要人，在政坛上，本来就是笼面田鸡慢爪蟹的角色，没有多大能量，党狱一兴，惧怕罔有孑遗，纷纷远走高飞避祸。伍朝枢跑到香港，邓泽如、谢持、张继、林森、魏邦平等人，先后觅路而逃。校军四出搜捕，先后拘捕50余人。
    9月19日，许崇智的寓所也被军队包围，蒋介石致函许崇智，毫不留情地说：你不卸职，“无以对总理在天之灵”。许氏听了，泪如雨下，无奈之下，只好交出军权，离粤赴沪。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9月22日，胡汉民也在鲍罗廷的安排下，到苏联考察访问。他深感绝望，好像坠入深渊之中，看不见天日。
    但事实上，他还没有完，他还有翻盘的机会。现在唯一可做的就是：“忍耐”。
    银河无声秋气爽，水波浩瀚晚风凉。当胡汉民站在苏联轮船“纪念列宁”号的甲板上，回想孙文逝世半年以来，政局的变幻，他一夜之间由李斯变成了苏武，不觉临风陨涕，一声长吟：
    击楫使人惊岁月，迥舟为我避风波。
    青山如解兴亡恨，故国惟闻变征歌。
    此时，广州空气依然十分紧张，谁也没有吟诗作对的雅兴。国民党成立了以朱培德为主席的九人检察委员会，并由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等三人，组成军事法庭，开始审讯被捕粤军将领。但审了许久，也没发现什么确凿罪证。直至1926年1月，陈公博在国民党二全大会上作了“廖案检察经过报告”，内容依然含糊其辞。廖案遂成了一不了了之的悬案。
    西山碧云寺上的哭灵大会
    发生廖案之前，一些反共的中央委员，与胡汉民商量，打算在广州召开一届四中全会，解决国共关系问题。胡汉民认为广东大局，尚可控制，便写了十几封信，托黄季陆交给北京、上海、张家口、开封各地的中央委员，约请到广州开会。
    讵料，黄季陆还在全国漫游，广州便发生廖案，整个形势丕然转变。已到广州的中执委，板凳还没坐热，又抽身急走。9月，国民党中央决定派林森、邹鲁率领一个国民政府外交代表团到北方，揭露沙基惨案真相，其实是想把他们逐出广州。邹鲁怀疑，这是鲍罗廷借刀杀人，“他自己想做曹操，把我当作祢衡，叫北京政府做黄祖”。
    这个代表团出发时，邹鲁已打定主意，黄鹤一去不复还了。到上海后，林、邹二人，即和上海执行部的叶楚伧、谢持、邵元冲、戴季陶等人碰头，说起广州之变，大家面面相觑，内心彷徨忧郁，怨愤交迫，乃决心破釜沉舟，向“联俄容共”政策，公开叫板。谢持由津浦路入京，林森、邹鲁到江西、九江、武汉，分头行动，联络同道中人。相约10月中旬，全体人员在北京会合。
    时维九月，序属三秋，南北交通线上，各路人马，纷纷就道，联络派遣，应接不暇，一片决战前的紧张气氛。
    国民党的北京执行部，由李大钊、于树德等中共党人主持，严词拒绝这批人以北京执行部名义，召集一届四中全会。
    双方谈不入港，10月25日，在北京执行部上演全武行，林森、谢持等人，恼羞成怒，率众砸了执行部。然后跑到霜秋红叶的北京西山碧云寺，向孙文的灵柩哭诉。11月23日，在孙文灵前，召开了一届四中全会。
    在第一届中央执委中，实际与会者八人，候补中执委四人，中央监委三人，合计有：邹鲁、林森、戴季陶、居正、覃振、石青阳、石瑛、叶楚伧、谢持、张继、沈定一、邵元冲、茅祖权、傅汝霖。吴敬恒署名通电召集会议，并在担任第一次预备会主席。
    此为国民党史上有名的“西山会议”。从11月23日开始，日程十分紧凑，10天内开正式会议22次，在致全党的信中，对广州的政治现状，大加挞伐：“党权不在最高党部之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权不在最高政治机关之国民政府，而悉集中于政治委员会。鲍罗廷乃以政治委员会顾问之资格，操纵其间；而鲍罗廷所有措施，复先决于其共产党。以故党务政务之重要者，共产党之小学生莫不先知，而吾党中之重要委员则冥然无所闻也。与其谓共产党同志加入本党，毋宁谓吾党附属于共产党之为真实。”
    胡汉民、许崇智的下台，为汪精卫、蒋介石的上台，铺平了道路。一班在政坛上混饭吃的五陵年少、走马王孙，或投汪门，或投蒋门，重新划分阵营。鲍罗廷对汪、蒋二人的评价是，汪氏善解人意，触类旁通，但遇事不敢负责；蒋氏长于用兵行军之道，短于政治，但需要他出头的时候，他从不推诿。汪蒋配是最佳的组合。
    11月，广州政治委员会撤销邹鲁广东大学校长及外交代表职；校务由校务会议代理。精卫复派陈公博、甘乃光、马洪焕三人为调查广东大学委员，从右派手中夺回这所大学。陈、甘、马等把“调查”两字改作“查办”，致函广东大学，激起校方反感。11月14日全校教职员开大会讨论查办案，向国府提出严正交涉，并以总辞职表示抗拒。
    汪精卫索性以国府名义，委派汪精卫、谭延闿、伍朝枢、顾孟余、陈公博五人为广东大学管理委员，以顾孟余为主席，进驻校园，全面接管。在顾未到任前，由陈公博代理。旋又改为校长制，仍由陈公博代理。谁敢说不，谁就是右派反革命。原来邹派的人马，被这一记杀威棒，打得人人自危，噤若寒蝉。广东大学遂为汪派所夺。
    鲍罗廷喜不自胜，“从许崇智离开时起，一切立刻进展神速，不知怎么一下子都活跃进来了。政治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省政府或国民政府作出的任何决定都得到了贯彻执行，没有受到抵制。以前一直受到或胡汉民或许崇智的抵制，而随着这两个人的离去，我们的决定始终得到了准确无误的贯彻执行。”这显然是汪、蒋取代胡、许之后出现的新气象，他为此兴奋不已，踌躇满志，非常自信地认为，只要能够握住汪、蒋这两只蓝筹股，广东就是我们的天下。而他确信，这两个人，已经在他的掌握之中。
    他没有想到的是，仅仅一年之后，汪、蒋二氏，就为争夺广东大学的领导权，斗得不可开交。
    鲍罗廷把这个口口声声说“俄国革命的成功，即是中国革命的成功”的蒋介石当宝，用维经斯基的话来说，“他把赌注下在蒋介石的身上，把他看作是广东最现实的力量（这是对的）”。确实，在统一广东的战场上，蒋介石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东征南伐，百战百胜，“真是个横槊赋诗的皇家栋梁，临江酾酒的将军虎狼”，他已成为革命政府一位无可替代的军事领袖，但他真可能成为俄人的忠实学生吗？

    3月20日，两党重新洗牌

    1926年3月18日，星期四晚上。
    李之龙在文德楼寓所接到军校作战科的通知，说奉蒋校长命令，有紧急事情，饬派得力军舰两艘到黄埔候命。李之龙即调中山、宝璧两舰开赴黄埔。到达黄埔后，风平浪静，没有任何“紧急事情”。当晚蒋介石在省城过夜，不在军校。
    次日，军校作战科长又和李之龙商量，因苏联参观团要参观军舰，可否把中山舰调回省城。李之龙不敢擅作主张，打电话向蒋介石请示。
    “中山舰什么时候开去的？”蒋介石问。
    “昨天晚上开去的。”李之龙回答。
    “我没有叫你开去，你要开回来，就开回来好了。何必问我做什么呢？”
    蒋介石否认曾经命令军舰开往黄埔。这是一个明显的凶兆。可惜李之龙嗅觉失灵，没有意识到，自己已身处险境，他仍然认为，这只是命令传达过程中的小小失误，不难弄清。中山舰又从黄埔开回省城。
    据《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记述，3月19日这天，蒋介石已作出“当机立断”的决心。
    公以共产党挑拨离间，与其买空卖空之卑劣行动，其欲陷害本党篡夺革命之心早已路人皆知。若不于此当机立断，何以救党？何以自救？乃决心牺牲个人，不顾一切，誓报党国。竟夕与各干部密议，至4时诣经理处下定变各令。公曰：“权利可以粪土，责任岂可放弃乎？生命可以牺牲，主义岂可以敝屣乎？此时再不决心，更待何时？若不殉党何颜立世？直前奋斗而已！”
    听起来，蒋介石似乎抱着一掷乾坤的决心，要对中共来个大清算。但后来事情的发生与发展，却并不完全如此。
    3月20日凌晨3时左右，在文德楼休息的李之龙，突然被拍门声所惊醒，一群凶神恶煞的士兵涌入，把他团团围住，声称奉蒋校长命令来捉人。
    他们把李之龙架出门去。李之龙沿街呼救：“我是海军局长，他们不是正式军队，无有命令乱拿人！救人呀！救人呀！”士兵们挥舞手枪，对街上的警察吆喝：“不是正式军队是土匪，一枪打死你！”吓得警察低头而过，不敢吭声。士兵把李之龙押到第二十师办事处，五花大绑，黑布蒙眼，用驳壳枪启子把两条毛巾塞入他的嘴里。
    角声寒，夜阑珊，黑暗笼罩全城。蒋介石在广州卫戍司令部宣布戒严，军队占领了中山舰；苏联顾问的东山住所被严密监视起来，卫队缴械；鲍罗廷虽然不在广州，但他位于东较场旁边的公馆，也被大批士兵包围，禁止出入。东较场及红花岗附近，密布军警，气氛极为严重。军校和第一军里的中共党员，自周恩来以下四十多人，一律派兵看管，等候发落。第一军第二师的士兵，包围了东园的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械。
    这是一次迅雷不及掩耳的政变。周恩来把它称之为“蒋介石与右派勾结，打击汪精卫，向共产党进攻，向革命示威”的举动，予以严厉抨击，但蒋介石却反过来指责是共产党发动政变。他说：
    到了19日的晚间，中山舰开回广州，舰上升火，通夜不熄，戒备极严。我知道共党阴谋的爆发，就在于此。但我在当时，只知道他们是要叛变，要害我，还不知道他们的企图究竟是什么。一直到了这一叛乱平定之后，我才知道他们的计划，就是要在我从广州省城乘舰回黄埔军校的途中，强迫我离粤，直驶海参崴，送往俄国，以消除他们假借国民革命来实行其“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障碍。
    这就是蒋介石早先所暗示的“不测事件”。
    汪精卫正卧病在家，陈公博、谭延闿、朱培德等人匆匆来访，带来了蒋介石一封信函，称共产党意图谋乱，不得不予以紧急处置，请求原谅和处分。汪精卫生气地拍床大骂：“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他宣称他在党内的历史与地位，不是蒋介石能够反得掉的。谭、朱二氏也认为蒋介石这是反革命行为，必须严厉反对。但究竟应怎么反对？大家却面面相觑，拿不出主意。
    最后决定，谭、朱二人去找蒋介石，探询他的真实意图，陈公博则前往高第街和大沙头第二、三两军司令部，通知第二军副军长和第三军参谋长，进行军事准备，以防万一。如果谭、朱被扣便立刻动员；如果他们能够回来，便按兵不动。几个小时后，谭、朱二人都安全回来复命，说蒋介石蒋介石只是要限制共产党。陈公博松了一口气说：“只是反对共产党和限制他们的活动，那就容易办了。”
    但他这口气松得太快了，蒋介石做事，从来是一石数鸟的，汪精卫、共产党、苏联人，都是他的目标。变生肘腋之际，刚好在广州的布勃诺夫，立即约见蒋介石，但蒋氏却避而不见，只是托人放话，要求驱逐季山嘉与共产党人。其实蒋介石的内心，亦充满矛盾焦虑，他一生奉曾国藩为偶像，对尊卑上下、冠履名分看得很重，最恨犯上作乱者，但他也很清楚，现在他的所作所为，难免会留下“专国弄权，欺君罔上”的污名，所以。当廖仲恺夫人何香凝上门质问他时，他竟伏案痛哭。
    而布勃诺夫却担心，蒋介石是经过深思熟虑以后，决定以某种方式断绝同苏联的联系了。布勃诺夫派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工作人员索洛维约夫为代表，与蒋介石会晤，询问其事件是对人还是对俄？蒋氏答复：对人不对俄。并表示希望鲍罗廷尽快回来。索洛维约夫立即松了一口气，急忙表态：苏联已决定召回季山嘉、罗加乔夫和拉兹贡等人。
    蒋介石求浆得酒，大喜过望，压在心头多日的巨石，豁然冰消。随后，中央政治委员会在汪的病榻前召集临时特别会议，讨论“三二○事件”。会议开了一个小时，据周恩来说，“汪精卫、谭延闿、苏联顾问都客气地表示了歉意，而蒋介石倒反而一句话都没说，精神上占了优势，政治上得到极大成功。”会议决定：工作上意见不同之苏联同志暂时离去；李之龙受特种嫌疑，应即查办；汪主席患病，应予暂时休假。蒋介石轻易拿到了一张连他都意想不到的通行证。
    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对事件的内幕，一无所知，只能从报纸上获得零星的信息，陈独秀终日绕室徘徊，万分焦灼，提不出什么好主意，直到布勃诺夫使团返国，途经上海时，中央才从苏联人的口中，了解到大概情况。
    陈独秀十分气愤，再次提出共产党退出国民党，改为党外合作的问题。但当时使团有一种意见，认为“我们”（苏联顾问与中共）应该设法以自己受点损失和作出一定的牺牲，来挽回失去的信任和恢复以前的局面。陈独秀发过脾气之后，只好再屈服了。3月29日，中共中央根据布勃诺夫的意见，向全党发出指令，“事情不能用简单的惩罚蒋的办法来解决，不能让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关系破裂，更不能让第二军、第三军和蒋介石军队之间发生冲突。”
    4月3日，陈独秀在中共机关报《向导》上发表文章，申辩中共根本没有倒蒋阴谋，因为“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共产党若不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决不会采用这种破坏中国革命势力统一的政策”。
    中央无奈地接受了共产国际的观点：简单地采用惩罚蒋的办法，只会把蒋氏逼到右派方面，对革命造成极大危险；如果没有惩罚蒋的力量，还要高谈惩罚蒋，那危险就更大了。张国焘作为钦差大臣，4月上旬，赶赴广州，向广东区委传达中共中央的妥协政策，要求大家一致遵行。张国焘说：“我们舍妥协政策而外，实无他途可循。”
    广东区委的中共党人群情激愤，不少人主张立即退出国民党，终止党内合作的形式，“为什么不退出国民党？为什么要被动受处罚、被整理？”他们指责说：“鲍罗廷被绑票了，张国焘、谭平山做了投降代表”。但鲍罗廷煮熟的鸭子嘴死硬，他强辩说：“我们没有被驱逐出广东，那就显示我们仍有胜利的机会。只此一点，就可证明我们的处理方针并不算是完全错误的。”
    关于中央采取的退让政策，究竟是对是错，党内的争论，从一开始就火药味十足。陈独秀领导上海中央，陈延年领导广东区委，父子温情，为了革命，也暂且放置一边了。中共中央批评，“三二○事件”，是广东区委“当退让而没有退让”的结果，但广东区委却反驳说，这是“当进攻而没有进攻”的结果。
    彭述之是4月下旬到达广州，他带来的中央指示是：“联合国民党的左派以及他们的军队来反对蒋介石；扩充中共党员叶挺领导的部队（至3000人）；武装工人和农民，以便他们能作为革命的基本力量发挥作用。”这和沈雁冰所转述毛泽东的意见，大致相同。可惜，叶挺独立团并不是什么“独立的军事力量”（它受第四军节制），中共也没有什么“独立的军事力量”可资利用，武装工农更是远水救不了近火。
    彭述之到广州是在张国焘之后，易言之，中央派张国焘南下是为了妥协，派彭述之南下是为了对抗。政策转变之快，让人无所适从。

    基督将军也革命

    苏联向中国输出革命，选择广州作为基地，实有其迫不得已的苦衷，因为在北方争取吴佩孚不成，只好把宝押在南方的孙文身上，他们不得不跨过整个中国，从遥远的北方，来到广州。
    但鲍罗廷并不喜欢这座城市，这里与香港太接近了，是英国的势力范围，无论地理气候、文化传统，还是社会风气，甚至连这里的人，都让他深感讨厌。他毫不讳言：“广州与香港毗邻的八十年，彻底腐蚀了广州的知识分子，只给他们灌输了一个思想——捞钱，不管来路如何。”他宣称，“除了汪精卫、廖仲恺，我不知道过去和现在在政界或军界占有重要地位的哪个广州人可以说是比较诚实的。”现在，这两个“好人”，一个死了，一个逃到法国去了。在广东的政界、军界里，一个好人也没有了。
    苏联一直想开辟一条从陆路连结中国的通道，在争取吴佩孚失败以后，并没有放弃在北方继续寻找他们的合作者。1925年，他们看中了冯玉祥。
    冯玉祥是安徽人，原是吴佩孚手下的一员大将。1914年，他作为北洋警卫军第一旅旅长，在陕州、潼关、西安、灵宝、渭南一带追剿白朗匪帮，和大西北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历任陕西督军、河南督军、陆军检阅使，他自称信奉基督教，有“基督将军”之称，他用消防水龙头向士兵们喷水，然后宣称全军官兵都已经受洗成为基督徒了。
    冯玉祥手下的西北军，是一支训练严格的农民队伍，挑选新兵时，都要先看头上有没有辫子，没有不行；再看手掌有没有厚茧，没有也不行。他的队伍只收头上有辫、手上有茧的老实庄稼汉。
    西北军就像一个大家族，冯玉祥就是他们唯一的家长与“教父”，他的话是绝对的圣旨，无人可以违抗。尽管西北军官兵每天都要读圣经，唱圣歌，但谁也闹不清自己在唱什么。冯玉祥见到西方人就说自己信仰基督；见到苏联人就说自己信仰列宁；见到国民党人就说自己信仰三民主义；但实际上他只信仰自己。对冯氏来说，基督教最大的好处是让士兵禁欲，方便管理。一位在西北军中工作过的苏联顾问，对冯玉祥的评论是：“如果抛开不谈冯玉祥的革命词藻和他的民主主义的、蛊惑性的姿态的话，他的军队同军阀的军队毫无两样。”
    其实区别还是有的，冯玉祥的军队是由西北农民组成的，而别的军阀队伍是由别的地方的农民组成的。这两者就有很大不同，不然，蒋介石也不会那么注意从江浙地区招收军校学生。西北是两千年凝固不变的乡土社会，而江浙是一个现代工商业蓬勃兴起的社会。别看现在南方（广东革命政府）和北方（北洋政府）斗得凶，但中国社会未来要变成什么模样，并不取决于南北，而取决于东西，要看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
    尽管冯玉祥在北方的名声很差，他的从政经历，几乎就是一部倒戈的历史。他一生倒过无数次戈，倒过黎元洪总统的戈，倒过曹锟总统的戈，倒过吴佩孚的戈，倒过张作霖的戈，倒过段祺瑞的戈。有时合作之后倒戈，倒戈以后又合作，合作以后再倒戈，逼宫倒阁，无所不为，因此，“基督将军”另外还有一个不名誉的外号，叫“倒戈将军”。然而，他却占据了一个好位置——大西北。所以，无论他怎么反复无常，总有人想讨好他。南方政府想拉拢他，北洋政府也想拉拢他，苏联也想拉拢他，无非都是想取巧，不用劳师动众而搞定那片让人望而生畏的高原大漠。
    1924年，冯玉祥发动“首都革命”后，把他一手训练出来的西北军改名为国民军第一军，乘张垣发生兵变之机，任命他的心腹大将张之江为察哈尔都统；次年任命另一亲信李鸣钟为西北边防会办；不久，他又督理甘肃军务，率军入甘。段祺瑞让冯玉祥出任西北边防督办，把察、绥的不毛之地划归国民军。张作霖根本不把冯玉祥放在眼里，认为他不过是120万小洋买回来的雇工，没资格与他们论天下事。
    1925年，奉军进兵京畿，逼冯玉祥让出北京。冯玉祥联合奉军内的少壮派首领郭松龄，密谋倒张作霖的戈。直隶督军李景林也加入了他们的反奉联盟。11月19日，冯玉祥在包头和郭松龄的代表签订密约，在说了一些“排除军阀专横，永远消灭战祸，实行民主政治”之类冠冕堂皇的门面话之后，对地盘和利益的分配，大致如下：大西北归冯玉祥，直隶、热河归李景林（换取他的中立），东三省归郭松龄（从此不再过问关内之事）。
    “甲（冯玉祥）为贯彻和平主张，对热河决不攻取。保大京汉线，甲军得随意驻扎，但直省全部收入（保大在内）均归丙军，甲军决不侵夺……黄河以北各县，由丙军驻扎，收入亦归山东。天津海口，甲军自由出入。
    “乙（郭松龄）为开发东三省，经营东北部内蒙古……
    “乙诚意赞助甲开发西北，必要时亦以实力援助之。”
    中央政府的组成，“以不妨碍开发西北及断送国家权利为限”。
    11月25日，郭松龄在滦州誓师，宣言退回关外，“驱逐穷兵黩武的军阀，专心建设东北，永远不再参加内战”，金戈铁马，杀向关外，一路势如破竹。奉军招架不住，仓皇退往锦州。郭松龄将他的五个师扩编为五个军，声威大振。然而，当苏联顾问建议冯玉祥出兵援助郭松龄时，冯玉祥却不紧不慢地说：“奉军将被郭松龄打垮。现在还不到展开大战的时候，我们目前的任务是佯攻热河，掌握住北京，准备好援助郭松龄。”
    他的“准备”一直停留在口头而已，不仅没有出兵助郭，反而命令国民二、三军向保定的盟友李景林进攻，以夺取直隶地盘，在天津为国民军打通出海口。李景林大吃一惊，急起抵抗。郭松龄在前方拼命，冯、李两军在后路鬼打鬼，双方激战三天三夜，胜负难分。
    就在这72个小时内，张作霖调兵遣将，在日本关东军的臂助下，全力反击，在巨流河把郭松龄打败了，郭氏夫妇被奉军逮捕枪决。郭氏功败垂成，日本在关外的捣乱固然是一个原因，但冯玉祥的窝里反，亦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场“反友为敌、以私废公，莫名其妙”的战争，“我与郭的约定不能实现，条约等于撕毁，结果懋臣（郭松龄字）败死。我何以对人？”但他却把责任完全推到李景林和国民军第二、三军身上。

    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冯玉祥没有把张作霖打倒，张作霖就要来找他算账了。张作霖对这个翻云覆雨的基督将军恨之入骨，大骂他是“人中妖孽，世界凶徒，中外共愤，天地不容”。1925年底，直奉联合讨冯的声浪，奔腾高涨，1926年2月，直军攻入开封，3月克郑州、陷洛阳，有如虎荡羊群，把国民军从白脸观音打成了黑脸北帝。
    山东方面，国民军也不敌鲁军的进攻，把地盘丢得一干二净。冯玉祥被迫辞职，取消国民军名义，永不沿用，然后只身由张家赴平地泉，准备取道库伦，出国游历。国民军的两员大将张之江和李鸣钟，奉冯旨意，电请吴佩孚北上主持大计，国民军谒诚听命，想和吴佩孚修好。但吴佩孚却一刻不能忘记被倒戈的深仇，对冯氏穷追猛打。
    3月12日，东北海军在日本军舰护航下，驶入大沽口。驻守炮台的国民军鸣放空炮示警，不料日舰竟发实弹攻击。双方爆发了冲突。日军以国民军破坏“辛丑条约”为由，向执政府提出抗议，并联合英、美、法等八国公使，向当局发出最后通牒。
    冯玉祥明知这是奉张假手列强向他施压，他当然没有勇气与实力和八国抗衡，只能沿用鸦片战争以来的老办法，就是“民气可用”，借助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孤注一掷。3月14日，北京民众举行反日大会；17日，北京全市各学校、社团代表向国务院、外交部请愿，要求驳回最后通牒，遭到军警武力驱散，有多人被刺刀扎伤。在国民军大刀队的保护下，京师门户的抗议活动，一浪接着一浪，轰轰烈烈，有声有色。
    自从北京落入冯玉祥之手后，国共两党在北京十分活跃，几乎处于半公开状态。李大钊积极做国民军上层的工作，而大批中共党人则渗透到国民军中下层开展活动，国民二军、三军中都有共产党员担任副官及其它职务。国民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甚至出动大刀队保护在北京街头活动的革命党人。
    为了贯彻“反奉倒段”的方针，共产党在北京组织了对执政府的一连串示威活动，天安门前，隔三差五就有“国民大会”召开。11月28日的示威，演变成一场俄国式的“城市革命”，与会者手持棍棒武器，前有学生敢死队，后有工人保护队，一遇军警阻拦便开打，攻击政府机关，占领警察局和邮电局。“各种号召人们起来革命的标语贴满墙壁，数十万张传单在人群中飞舞，屋顶上竖起了革命的红旗，迎风招展，革命的空气弥漫全城。”《政治生活》杂志形容，这天的示威活动“完全是一次巷战”。1925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联合发布“告全国民众书”，宣布“最近北京连日的民众示威活动，已是人民夺取政权之起点”。
    政府感到极为忧虑，精神高度紧张；精神过于紧张，处事便容易头脑错乱。3月18日，北京学生和民众十几万人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国民大会”。这是由国共两党领导的一次大型群众集会，主要组织者是李大钊。
    大会一致通过了驳回最后通牒和驱逐八国公使的决议，然后组织了两千多人的请愿团，奔向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执政府门前，集会请愿。据说，国民军在示威活动中，起了很坏的作用，他们挑动学生冲击执政府，卫兵抵挡不住，竟开枪射击人群，死亡47人，受伤两百余人。请愿群众以鲜血记下了“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一名知识分子愤怒地宣称：“对知识阶级的恐怖时代可以说就此开始了！”
    政府开枪屠杀和平请愿者，固然是倾长江之水也洗不掉的罪恶，如鲁迅所言，“如此残虐险狠的行为，不但在禽兽中所未曾见，便是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对这一历史悲剧，人们历来是强烈谴责段祺瑞和北洋政府的，但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却也有若干带疑问性的盲点，易因愤激之情而被忽略。国共两党都是北洋政府的公开敌人，并不讳言以推翻北洋政府为政治目的，1926年春，南方的北伐呼声，已响彻大江南北，为什么还要向北洋政府和平请愿呢？和平请愿的前提，是承认这个政府的合法性，既然承认合法性，为什么又要北伐呢？这在逻辑上是矛盾的。
    早在两年前，中共因为支持给予外蒙古自决权和苏联在外蒙驻军，组织向北京政府请愿，当时就成了右派攻击中共的把柄，向孙文告状，指这等于违反党纪，承认北京政府的合法性。但中共我行我素，不予理会。事实上，孙文不也是今天北伐，明天和谈的吗？在中国搞革命，一切以革命利益为转移，本来就谈不上什么逻辑的。但对于段祺瑞的执政府来说，如何处置以推翻政府、夺取政权为目的的“和平请愿”，就是一道大难题了。
    可惜，段祺瑞也是一个从专制酱缸里腌制出来的军头，除了迷信枪杆子以外，和政治智慧挨不上什么边，他在所有可能性中，选择了最糟糕的那个，结果在历史上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惨案，把自己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了。
    惨案发生以后，段祺瑞的执政府的合法性，便丧失殆尽了。4月9日，国民军发表通电，把当初他们倒戈时斥为“祸国元凶”的吴佩孚，捧到九重天上，称他为“命世之才”，“此后惟玉帅（吴佩孚）之马瞻”。这种朝秦暮楚的做法，不仅没有讨得吴佩孚的欢心，更为社会舆论所不齿。
    国民军一心要搞垮执政府，等他们真的把执政府搞垮时，才发现这对他们一点好处也没有。4月9日晚上，国民军再次发动政变，包围段祺瑞的寓所，想施其囚禁曹锟的故伎，把段氏抓起来。但段氏早已得到消息，逃入了东交民巷。国民军手中最后一块筹码也没有了，只好收拾细软，向察哈尔、绥远地区退却，准备继续盘踞西北，伺机再起。
    段祺瑞曾建议冯玉祥去欧洲，遭冯氏拒绝，现在，国民军已陷于舟中敌国，他选择了另一个目的地——苏联。

马骝

革命乎？阴谋乎？结果还是百姓涂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