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927·谁主沉浮》：第二章 一种不受约束的权力正在诞生

发哥

作者：叶曙明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想做华盛顿的商人

    广州是一个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商埠。明清两代的十三行、七十二行商总商会、九大善堂、广东自治会等等，都是很有影响力的商人组织。广东商人和海外华侨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曾经是孙文反清革命的有力支持者。凡商业发达的地方，市民化程度也相对较高。广州的市民阶层，对中国现代化转型，起过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晚清立宪运动的激荡与熏陶下，民间社会迅速崛起，组织商会、商团、公安维持会一类社团，形成一股纷扰和喧嚣的潮流，在民国初创时，高潮迭起。广东也在1911年成立商团。但“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大兴党狱，各地商团受到政府摧残，相继凋零，唯独广东商团，还能一枝独秀。究其原因，与广东的地理与历史，不无关系。粤商较其他地方为成熟，而自治的力量，亦较各地为强大。
    广东商团第一任团长，是丝业巨商岑伯著。1916年岑死，由出口洋庄商行总经理、广东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继任。陈氏出身工商世家，父亲是中国近代机器缫丝业的开山鼻祖陈启沅。1873年，陈启沅在家乡南海西樵开办继昌隆缫丝厂，为中国第一家蒸汽缫丝厂。他也是中国第一位采用机器缫丝新法，使中国缫丝业从手工作坊走向企业规模化管理、机械化生产、系统化经营的实业家。
    在陈廉伯的血液里，似乎天生有搞政治的基因。早在清末，他就想拉起一支商人武装，被两广总督制止。接掌商团后，陈廉伯雄心勃勃，整顿、振兴团务，干得有声有色。当时各路客军云集广东，地方治安恶劣，土匪蜂起，萑苻遍地。
    鲍罗廷在苏联人的内部会议上也承认：“广东老百姓对国民党以至对孙逸仙本人都很敌视，因为孙以自己的威望庇护了一些军阀和国民党人……孙本人很清楚自己的处境，一直试图或者彻底离开广东，或者把一些军阀聚集在自己周围，借助于他们进行所谓的北伐”。
    然而，每一次北伐，都给民间造成沉重的负担——不仅是金钱上的负担，也因为军队的集结而造成地方的糜烂——政府无力保护商民，客观上，为商团的发展，提供了市场需求。“官之卫民，不如民之自卫”，遂成为一响彻城乡的口号。商团、乡团、工团、农团等大小山头，纷纷拿起武器，向政府申请为合法拥有武装的社会团体。
    1921年，广州商团和佛山、顺德、九江、乐从、江门商团，组成联团，以专线电话联络，一乡有事，八方驰援。各地商团由各自为政，进入联防时代，其势力也迅速扩张，牛气冲天。据佛山商团的人讲述：
    一般商人参加商团的原因是：一则当时治安不靖，抢劫盗窃是常事，参加商团后可以有自备枪械以资防卫，而且一家报警，群起救援，同时商团还发给参加者一个“佛山商团”的铜牌，钉在店铺门楣上，宵小也就不敢光顾，二则参加商团后可以避免很多苛杂和骚扰，如查辑印花税往往翻箱倒箧，苛扰无已，但对参加商团的店号却不敢苛扰。
    既然商团有这样的本事，就难怪商民对它忠心耿耿。而政府并没做什么对商民有益的事，单凭“革命”二字，就要大家服从它、跟它走，未免脱离现实。
    陈廉伯一面购买枪支弹药，组建商团模范队，进行军事操练，捕匪缉盗，维持市场治安秩序，一面组织商户联防救火、救济赈灾、举办善堂、兴办商业学校，还筹办体育会，出版月报，推广文化体育，使广东商团名声大噪，受到商界衷心拥护，踊跃加入，到1924年夏季，仅广州一城，便拥有2.8有万商团军，每人肩扛一长枪，腰别一短枪，立正稍息，前进后退，煞是整齐威风。全省商团人数，号称十万之众。“枪支之多，不但为他省所无，即各国亦所罕有。”
    不甘于“在商言商”的陈廉伯，意犹未尽，又在商团设立评议会，作为商团内部一切重要事宜的议决机关。评议会由各分团派代表与粤商维持公安会正副会长共同组织，“集商界优秀分子于一堂”，其职权包括议决总团预决算、订立规章制度、纠举各种不良及违规行为等；提案、讨论、表决，一切程序，无不循规蹈矩。商团团长只有执行评议会议决事项之权，同时受评议会的节制与监督。其鲜明的代议政制色彩，俨然模仿美国联邦制度，认真推行起来，亦未始不是对“民治社会”的一种训练。
    由于陈廉伯出钱出力，敢于任事，被粤港商界愈捧愈高，竟然连“中国的华盛顿”这样的高帽子，他也却之不恭，坦然照戴。但在中国，想做华盛顿的，没一个有好结果，试看舆论称为中国华盛顿的，还有吴佩孚、陈炯明，最后都成了“丧家之犬”，陈廉伯当然也不会例外。在“党权高于一切”的时代，英美模式，显然不合时宜。商团虽以商民自卫、武装和平为宗旨，但其外在于官僚体制的自治力，已彰彰明甚。
    在国民党看来，民间组织的作用，只能限于行会范畴，任何想监督和制衡政府的企图，都是大逆不道的，必须扼杀于萌芽状态。商人阶级财力雄厚，尤其和英国关系暧昧，既可载舟，亦可覆舟，引起政府的严重不安。当时黄埔军校的学生，因缺乏军械，大多只能徒手上操，或者扛一根木棍，而民间的枪支，却如此之多，足可以武装几间黄埔军校了，仅此一点，已令政府不能容忍。
    起初，靠拍卖公产私产，仍入不敷支的政府，想出了一个主意：以验枪发照为由，向民间持枪者征费，借资挹注，但遭到商团拒绝，其理由很堂皇：商团乃属地方维持公安的机关，枪械并非私枪，应免予查验缴费。政府只好退而求其次，允许商人枪支请广州总商会代验，然后汇交验枪费。但商团仍然拒绝。双方围绕“征费”问题，讨价还价。至1924年初，政府无奈再让一步，同意商团枪械，不属私枪，“免予查验收费，以顺商情”。
    政府虽然步步忍让，但双方已种下互不信任的种子，潜在的矛盾，开始逐步升温。商团认为政府软弱可欺，而政府则认为商团尾大不掉，公开挑战政府的管治权威。官商的冲突，乃成自然演变。

    和平、奋斗、救中国

    1923年，北洋直系的直鲁豫巡阅使曹锟，利用陆军检阅使冯玉祥把总统黎元洪赶下台后，以贿选登上总统宝座，北方形势风云骤变。奉系张作霖在东北声言反对贿选，奉军大张旗鼓开入关内，直系吴佩孚严阵以待。直、奉战争随即爆发。1924年10月，冯玉祥出任直系讨逆军第三军司令，但暗中却和奉系秘密谈判，实行“联奉反吴”。张作霖用官银号120万小洋，买了冯玉祥的倒戈。结果，当吴佩孚在前线浴血奋战之际，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软禁总统曹锟，发表停战通电，邀请孙文北上共商国是。
    一时间天地为之变色，冯玉祥的倒戈，导致吴佩孚兵败如山倒。11月2日，曹锟宣告退位。奉军长驱直进，开赴天津后，苏、鄂、浙、陕、闽、赣、皖、豫八省一致拥段（祺瑞）出山。11月24日，段祺瑞在北京就任临时执政。
    孙文决定接受邀请，北上与段、张共同召开“和平统一”的国是会议。这是非常奇怪的，弄得人们一头雾水不知宗，因为在国人眼里，孙文与段祺瑞，都是强硬的武力统一论者。自1917年护法战争以后，段要南征，孙要北伐，无时无刻不致力于以武力统一南北。1919年举行南北和谈时，孙文极力反对。1920年，吴佩孚就是因为不支持段氏的武力统一政策，才发生直皖战争；1922年，陈炯明也因为不支持孙文的武力统一政策，才引发“六一六事件”，造成孙、陈决裂，令孙文有“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之叹。
    现在，主张南北和平的陈炯明和吴佩孚，都被打倒了，孙文有了广东地盘，也有了苏联援助，还有若干听命于他的军队，本钱多了，为什么反而放弃武力统一，不惜移樽就教，和北洋军阀“共筹统一建设的方略”了呢？
    唯一的解释就是，他对广东已经绝望了。
    民国以后，孙文曾几次被迫离开广东，又几次重返广东。即使1912年那次，从临时大总统退下来，回到广东时，仍受到英雄式的欢迎；1920年陈炯明打败桂系，孙文以胜利者姿态重返故乡，更是风光无限。然而，一场秋雨一场寒，那些辉煌岁月，都被西风卷去。1923年这次回广东最窝囊了。滇桂军是他花钱收买的，不听号令，形同土匪，已引起广东人的公愤；而国民党改组以后，内部矛盾重重，四分五裂，许多老党人纷纷出走；民间方面，自从拍卖公产私产和镇压商团以后，整个社会的气氛，充满了暴戾与敌意。
    一位英国记者在亲眼目睹商团事件后，曾在《士蔑西报》上作出预言：“我亲目在广州看到今天（10月16日），和昨天的凄惨情况之后，我深信孙中山已不可能再在南中国逗留了。这两天的悲景在全体广州人民的脑子里，实在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
    其实，如果仅仅是一个商团事件，孙文大可以付诸时间，让伤口慢慢愈合。但在镇压商团之前，他已决意放弃广东了。下此决心，内因（党内现实）为主，外因（民间社会状况）为辅。1924年底，孙文的身体状况，正在急剧恶化，尽管他强支病体，举止言谈，始终抱乐观奋斗之态度，未尝为绝望之表示，但内心已然明白，统一中国的梦想，正渐行渐远，即耗尽他的有生之年，恐怕也是“但悲不见九州同”的了。
    孙文宣布北上计划后，革命阵营内，有人欢喜有人愁。“（中共）党内对这个问题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广州的同志和一部分俄国同志认为孙中山北上是必要的，但是中央反对这一点。”中央既不相信冯玉祥是真心革命，对孙文北上的动机，也有所怀疑。蔡和森形容冯玉祥是“英美帝国主义的宠儿”，召开所谓的“和平会议”，不过是替天（帝国主义）行道。孙文北上，必然导致右派抬头。他声色凌厉地警告说：“中山先生现在若上午入北京，我可断定他在革命上的信用下午便要破产。”
    但与陈独秀、蔡和森等人相反，鲍罗廷对孙文北上，却欣然支持。别人给你搭好了舞台请你去，你不去未免太笨了。这是把国民党的革命势力，扩张到北方的大好机会。试想一下，孙文若在北京，召集国民大会，高喊出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岂不壮哉！
    在鲍罗廷、维经斯基的要求下，中共也不得不转变口风，改为“利用孙文北上机会，迅速开展国民会议运动”。但对于孙文的动机，始终不太放心。直到几年后，蔡和森还用怀疑的口吻说：“如果孙中山不死，则很难说他会做出什么其他事情，是否会同帝国主义达成协议。”
    孙文主意已决，无论鲍罗廷、陈独秀说什么，都已不产生什么影响了。11月初，马超俊奉命先行北上，乘英国皇后轮赴沪，召集在沪的国民党人及工运领袖，筹备欢迎孙文北上大会。各省区工人相率北上，在京筹组“全国各省工会联合会”。
    11月12日，广州各界两万多人，举行提灯游行大会，欢送大元帅北上。灯潮如海，把夜空照得通亮。孙文站在财厅楼上，向群众脱帽致意。他对大家说：“北京可以作革命的好地盘。革命要在北京成功是可能的……大家聚精会神都把力量集中到北京，将来自然有机会把革命得到彻底的成功。这次北京的变动，不过是中央革命的头一步；头一步走通了，再走第二步、第三步，中央革命是一定可以大告成功的。”
    11月13日。孙文启程北上了。胡汉民奉命留在广州，代理大元帅职务。座舰经过黄埔岛时，孙文最后一次巡视军校。他对蒋介石说：“我这次到北京，明知道是很危险的，然而我为的去革命，是为救国救民去奋斗，有何危险之可否呢？况今，我年已59岁了，亦已经到了死的时候了。”
    蒋介石惊问：“先生今日何突作此语？”
    孙文回答：“我是有所感而言的。我看见你这个黄埔军校精神，一定能继续我的革命事业。现在我死了，就可以安心瞑目了！如果前二三年，我就死不得。现在有这些学生，一定可以继承我未竟之志，能够奋斗下去的。”孙文突然提高声调说：“这次北上，不论成败，决不回来，革命大任，交黄埔军校同志负之！”
    他明确表明了放弃广东的意图。
    11月17日，孙文抵达上海，受到十几万人的热烈欢迎。孙文原拟由陆路北上，但津浦路受军事影响，尚未通车。而在两星期内，也没有船直航天津，“此时日本朝野有电邀请总理先往日本，商洽中日合作问题。总理乃作绕道日本之决定。”于是，孙文于21日启程赴日。途经日本时，孙文向人们讲解中国的南北问题，这是中国近代政治、经济、文化的症结所在。
    中国在满清的时代，南北是统一的，只有一个政府。但是另外还有主人，要听外国人的话，对于本国的人民，就是杀人放火，也是要做。像这样的政府，虽然在名义上是统一，但是在事实是，对于南方人民，只有害而无利，又何贵乎有这种统一政府！假若在满清的时候，中国政府不是统一，北京政府的压力不能达到南方，以南方的强悍，专就香港而言，便不致失去那些领土。
    这是孙文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统一并不一定比分裂好。如果北方政府是专制反动、倒行逆施，那么，分裂比统一更有利于国家。
    有人问孙文是否打算做大总统，他说：“南北是不是统一，就在北方政府能不能赞成我们南方的主张，废除不平等的条约，争回主人的地位，从此以后，再不听外国人的话，来残害南方的人民。如果这一层做不到，南方人民还是因为北方政府怕外国人的关系，间接还是受外国人的害，南北又何必调和？何必统一？我又怎么情愿去执政权？”
    然而，孙文在北上途中，肝病突然急剧恶化。抵京后，经协和医院专家会诊，结论是“肝脏痈伤”，即晚期肝癌。
    1925年1月26日，孙文被抬进了协和医院手术室。但医生们把他的腹部切开后，发现肝脏坚硬如木，无法施行手术。切开的伤口又被匆匆缝合上了。
    药石无效，群医束手。2月17日，协和医院宣布放弃治疗。孙文搬到铁狮子胡同行辕静养，改用中药治疗，最初似乎有点小效，但很快便回天乏术了。二十多年来，孙文一直致力于推翻北洋政府，但最终却倒在北洋政府的老巢，静候死神的降临，人生还有什么比这更残酷的结果？
    孙文病危时，鲍罗廷约汪精卫、马超俊到苏联使馆见面。鲍罗廷开门见山地对汪精卫说：“孙先生的病已经绝望了，今后中国国民党的领袖，除了你更有谁敢继承呢？”汪精卫且惊且喜，顿感责任重大，心情愈加凝重了。
    3月初，孙文的精神已极其衰弱，他对侍疾榻前的汪精卫、孙科、邹鲁等人说：“吾若留下说话给汝等，诚有许多危险。当今无数敌人，正在围困汝等，我死之后，彼辈更将向汝等进攻，甚至必有方法，令汝等软化。如果汝等不被敌人软化，强硬对抗，则又必将被加害，危险更大。故吾仍以不言为佳，则汝等应付环境，似较为容易也。”
    当时大家都没有听明白，孙文所说的敌人指谁，谁能够软化这些“追随先生，奋斗数十年，从未被人软化”的响当当革命党人？邹鲁后来说：“当时我们听了，有些莫名其妙；由今看来，知道总理已经看穿汪兆铭要被敌人软化了。”弦外之音，孙文所说的“敌人”，乃指苏联与中共。
    但这只是他一家的训诂。国民党的敌人多得很，北洋军阀、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土豪劣绅皆是，更有陈炯明陈兵于东江，邓本殷负隅于南路，杨希闵、刘震寰反侧于肘腋之下。孙文所说的“敌人”是指他们吗？3月1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汪精卫等人从北京发来的电报，作出开除冯自由、马素、江伟藩等320名“右派”党员党籍的决定。如此大规模开除党员，而时间就在孙文逝世前两天，或者，孙文所说的“敌人”是指他们？
    孙文至死没挑明，这成了永远没有答案的问题。
    3月11日，孙文强打精神，在由汪精卫、孙科等人起草的遗嘱上签了字。随后，他突然面呈喜色，对身边的人说：“吾久为恶魔所扰，然今者吾已悉驱而去之矣。吾明晨将行，行时当有天使来迎也。”时左右及家属，闻此皆为之悚然。
    当天在铁狮子胡同上空，突然出现成千上万的乌鸦，密布天空，盘旋聒噪。据马超俊形容，“群鸦飞集益多，行馆全为遮黑，顿时不见天日”。梁启超来探访孙文，竟被乌鸦袭击。暗示伟人将逝，天呈异象。
    孙文又对大家说：“我这次放弃两广北上，实为和平统一而来；我所主张的统一方法，就是开国民会议，实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现在为病所累，不克痊愈。生死本不足念，惟数十年致力国民革命，所抱定的主义，未能完全实现，不无遗憾。希望诸位同志努力奋斗，使国民会议早日开成，达到实现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目的，那我死也瞑目了。”
    他再一次使用了“放弃两广”这样的措词，足令言者伤心，闻者落泪。
    最后孙文长叹一声又说：“我死了以后，四面都是敌人。你们是很危险的，希望你们不要为敌软化。”
    3月12日，清晨。孙文神志逐渐模糊，不断呓语，并用英语与粤语呼“和平、奋斗、救中国”。上午9时30分，一代革命元勋，魂归道山。
    孙文逝世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治丧委员会，以汪精卫为主任委员，19日，举柩至中央公园社稷坛大殿。护灵致哀者多达十余万人。“灵榇所到之处，高呼口号，声震遐迩。花圈挽联，布满通衢”。天下缟素，今日是也。20日后，在中央公园祭奠，瞻仰遗容者，有数十万民众。
    镇悲风寒日萧萧起，算此日，真归矣。4月2日，移灵于西山碧云寺。“是日参加执绋者十余万人，民众扶老携幼，罗列于天安门至西直门，以迄燕京大学途中；尤以青年学生、军人及工人为多，途为之塞。”
    孙文去世了，一座山倒下了，一个时代结束了。
    国民政府开张大吉
    在国民党的历史上，这个政党的组织形式，一直介乎秘密会党与现代政党之间。它有两次告别会党的机会，一次是民国初年宋教仁在北京组织国民党，搞议会政治，另一次是孙中山在广州改组国民党，搞联俄容共。第一次“以英美为师”，结果碰得头破血流；第二次“以俄为师”，走“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的道路。这种政治主张，在血缘上，与秘密会党本来就是近亲，因此，转型得以顺水而行。
    孙文去世后，1925年5月18日，国民党召开一届三中全会，由戴季陶起草的《接受总理遗嘱宣言》，开始把孙文称作“唯一的崇高伟大仁慈之父师，不可复作”；对于孙文的既定方针，“吾党同志惟有全体一致奉行总理之遗教，不得有所特创”。在《关于接受遗嘱之训令》中，则更进一步宣称：“盖总理实为世界之圣哲，中国之救主，而本党同志之父师。”并明确规定：“以后本党一切政治的主张，不得与总理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宣言政纲及九月十三日宣言、十一月十三日宣言之主旨相违背；凡违背上述主旨之议案，无论何级党部，概不得决议。”
    孙文遗教，即国民党之圣经，只能无条件服从、执行，不能怀疑，亦不能创造发展。这一造神运动的模式，在中国的政治史上，陈陈相因，乃至登峰造极，实在不能完全归咎于领袖个人性格，而是一种潜伏于中国文化的基因使然。要消除这种基因，没有几代人的努力，恐亦难以见功。
    孙文一生是武力统一论者，但他始终未能统一中国，不特如此，连广东也未能统一。孙文生前曾多次发动东征，1923年4月至9月，围攻惠州古城长达五个多月，无功而退。1924年3月至8月，二度围城五月。惨烈的兵燹，使惠州四乡几成废墟，飞鹅岭下，西湖之侧，原有小黄塘、大黄塘各乡，人口稠密，现在已经满目荒凉，一片凋零，人民不知去向。1925年1月，滇桂联军第三次围攻惠州。
    2月，蒋介石率领粤军主力，开始东征。军校两个教导团，加上第二期在校生组成的一个步兵总队、一个炮兵营、一个工程队和一个辎重队，还有第三期学生组成的“入伍生营”，人马威仪，浩浩荡荡，随军出发。
    4月23日，廖仲恺和蒋介石、加伦坐船离开广州，到汕头和许崇智商量应付办法。蒋介石对与滇、桂军开战，信心不足，建议坚守东江，占领闽南，待兵力稍事休整之后，再收复广州。这是当年陈炯明走过的路子。但加伦极力主张保卫广州，不惜与杨、刘一战。
    28日，继续开会，围绕“是要广州还是要福建”，进行激烈讨论。许崇智坚决反对攻打广州，认为陈炯明的军队会乘机袭击他们的后路。但廖仲恺已被加伦说服。他也承认，由于孙文逝世，政府在外省籍军队中的影响一落千丈．如果现在不战而退，只就表明政府软弱无能。加伦和廖仲恺都主张，广州作为政治和财政根据地，要不惜一切代价加以坚守。蒋介石犹豫再三，最终也表示同意回师。
    5月13日，汪精卫从北京回来，没到广州，先行到汕头。10月13日，全体将领集中汕头，包括汪精卫、廖仲恺、许崇智、蒋介石、加伦，以及湘军、第一军和第三军的参谋长、粤军第三师师长、粤军第一师参谋长，就是否与杨、刘开战，作最后的讨论。最后坚决放弃了进军福建的主张。全军回省，遂成定案。决定由蒋介石担任总指挥，所有进军广州的军队，一律系红领巾为标识，打国民党军旗，取代省旗。5月14日，廖仲恺、汪精卫二人，离开汕头赶回广州。
    省城局势，不绝如缕。孙文原是滇桂军的雇主，现在雇主不在了，雇佣军就要造反了。5月25日，桂军总司令刘震寰扬言，桂军将在27日公开行动，反抗政府。5月26日，杨希闵以调人身份，和胡汉民会晤。他先声明自己是拥护政府的，但他不能保证部下和桂军。
    胡汉民召集廖仲恺、谭延闿和来自云南的建国第一军军长朱培德等人，在二沙头的颐养园召开紧急会议。胡汉民征求大家意见：“杨、刘问题，到今天已如箭在弦上，不能不谋根本的解决。兄弟于此，已下最大的决心。不知各位的意见如何？”
    谭延闿书生出身，喜欢写字吟诗和玩马，处事谨慎，他说：“我相信做这件事，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我的部队敢不敢和杨、刘抗衡，此刻还没有把握。但胡先生的见解，断断不错。在理论上，只有这么做，才能打开革命的道路。”
    谭、朱二人都不太愿意与滇军开战。胡汉民的意思，也是倾向于先解决杨希闵，留下刘震寰。但廖仲恺坚决主张一刀切。胡汉民便毅然拍板：“消灭杨、刘，是我们目前必要的工作，杨、刘的力量纵然大，假如我们肯下极大的决心，便无有不行！”
    5月底，从北京赶回广州的鲍罗廷，力主克制，不同意与杨、刘即时翻脸，建议再等待数月。胡汉民说，杨、刘问题已达非解决不可的程度，且命令已下，再无商量余地。鲍罗廷断然说：“下了命令也是要收回的。”
    他们从晚上9时起，反复争论了几个小时，由宋子文担任翻译。最后胡汉民招架不住了，以睡觉为由挂免战牌，下逐客令。但翌日鲍罗廷还在会上坚持：“6月2号以前，绝不能与杨希闵等决裂，无论如何为难，应保持以前的状态。使军事得圆满进行，是政治当局的责任。”
    胡汉民的版本，是鲍罗廷不愿意与滇、桂军开战，但鲍罗廷的版本，却变成是胡汉民不愿开战。他后来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说，胡氏反对与滇、桂军开战，因为，“情况越复杂，胡汉民本人的权力就越巩固。他不关心消灭当时广东的主要主人——滇军和桂军，并把政权交给黄埔新军和粤军许崇智。这场战争几乎是背离胡汉民的意愿进行的。”
    他们两人说这些话时，离事情发生的时间并不远，当事人俱在，但已经南阮北阮，各说各话了。真让人感叹，历史到底有多少真相，再也无法大白天下；又有多少假象被永远当成了真相。
    6月1日，蒋介石一声令下，东征军返旆西行，回师三多祝。
    当此时也，大局风雨飘摇。广州要实行共产的谣言满天飞。为了稳定人心，5月27日，廖仲恺在大本营召开广州商民会议，针对外间流传的“广州共产”谣言，进行辟谣。6月2日，胡汉民以大本营总参议代行大元帅职权兼广东省长名义，发表统一军民财政宣言。这实际上，是一份讨伐杨希闵、刘震寰的檄文。
    须知本政府为革命之政府，断无纵容少数佥壬假革命之旗帜，为害民之行为；更不能坐视朝三暮四之军人，阳藉扶翊之名，阴行寇盗之实！
    檄文一出，剩下的事情，就在战场上见了。
    6月3日，滇军冲进省长公署，大肆捣乱破坏。6月4日，又有一批滇军占据了财政厅。胡汉民把省长公署迁到河南士敏土厂，李福林命令省河军警及各路民团，集中河南，由福军沿江岸戒备，大小兵舰封闭水陆交通孔道，防止滇桂军渡河。
    昨天还联名通电，今天便兵戎相见。6月6日下午，滇军在省河和警察枪战。福军在小港的炮兵，向河北密集轰击。8日黎明，滇军乘坐木筏，在海珠河面偷渡，革命军的兵舰突然鼓浪杀出，狭巷短兵相接处，谁的炮火厉害，谁就占据上风。滇军在水中无处可避，被炸得血肉横飞，尸体残肢，随波逐流。
    谭延闿从北江南下，蒋介石从东江西进，对广州两边夹击，魏邦平、李福林部从城内接应，布下一个天罗地网阵。6月12日，总攻击开始。枪炮齐发，喊声大震。魏邦平从猎德大举渡河，在石牌与滇军敌住厮杀。蒋介石、何应钦的黄埔校军又从东面杀到，漫山遍野，旌旗蔽日，不知多少军马。滇军向城内溃逃，自相践踏，死伤不计其数。
    下午，气势如虹的党军，攻入广州市区，占领观音山。滇军继续向西北逃窜，黄埔学生协助警察维持治安，搜捕散兵游勇。谭延闿的湘军沿粤汉路南下，全歼桂军主力。刘震寰、杨希闵逃往香港。其他军官鸡飞狗跳，纷纷躲进沙面租界。刘震寰后来不知所终；杨希闵一直过着隐居生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应邀为云南省政协委员，1967年病故。
    曾经在广州市民面前不可一世的滇、桂军，不到一天时间，便土崩鱼烂，全体星散。

马骝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发哥

乌鸦为孙大炮送终，第一次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