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二零零八最後一天，寫完長文《奈保爾情事》（將於二月一日出版之《萬象》第二期刊出）。全文將近一萬四千字，用了十餘天寫就。不過，這篇《奈保爾情事》多少算得轉述，把那本英文新書奈保爾正傳，用中文“炒賣”一遍，當然是“炒賣”我有興趣或有共鳴的部分。我從來不是提筆萬言的人，碰上轉述更是小心；重讀很多章節，讀完提綱挈領，查證資料，核對原文，參照奈保爾原著，參照Paul Theroux那本Sir Vidia’s Shadow，然後構思，理出“情節”，再用中文，更確切些，用自己的語言講出來。所以，十餘天寫出一萬多字，我算是相當滿意，雖然寫得異常艱苦，雖然寫到最後淚流滿面，既爲文中受盡折磨的亡人（奈保爾第一任妻子Pat），亦爲文中受盡折磨的未亡人奈保爾而流淚。
若要自我評選去年讀過的好書，我首推英國作家Patrick French這本奈保爾正傳《世事如此》（The World Is What It Is）。此書榮登紐約時報十大好書榜，但我不是爲了風雅或博學才讀（讀完沒幾天，我才從時報網站得知這一消息），而是如我那篇長文所寫：“奈保爾是我的obsession，不光因爲他的文學天賦和獨到眼光，亦因爲他始終不離的主題我有切膚之感：孤獨，焦慮，流離失所，無家可歸。奈保爾所有作品，我讀過大半，他不抱一廂情願的美麗幻覺，不人云亦云歡呼天下大同世界是平的，他讓你正視現實，雖然現實令人不安和痛苦，這些我亦深有共鳴。”
這段話足可說明一切，亦可解釋兩年來，我幾度開讀納博科夫自傳Speak, Memory，但我就是讀不下去。納博科夫隔我太遠。至少，就他的自傳而言，他漂亮卻又詰屈的文句，我始終無法消受。但是奈保爾不同。二十世紀西方大作家，奈保爾算是異數，除了他始終不離的主題，除了他簡潔而深入的文字，還因爲他來自第三世界，他的關注亦離不開第三世界（我亦身在第三世界，我亦有毫無出路的殖民地和非殖民地歲月）。再有，Paul Theroux書中提到奈保爾一段話：“我覺得文學應該私下閱讀。文學不是給年輕人的。文學是給老人，給經歷豐富的人，給受傷的人，給受損的人，他們閱讀文學作品，是爲了給自己的經歷找到共鳴，找到某種安慰。”這段話，在我去年讀過的書中，最讓我難忘，亦最令我認同，我想我一生都不會忘記。
奈保爾不是完人，他對妻子不忠，他嫖妓，他脾氣很臭……對於文化圈八卦讀者，這本《世事如此》，當然是茶餘飯後極好談資。不到十年前，亦即奈保爾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那陣，我讀過董橋一篇文章《奈保爾嫖妓的境界》，我記得董先生以中西騷人墨客爲例，覺得奈保爾雖好此道，但是境界不高。其時，我尚未讀過奈保爾，只在旺角某家二樓書店看到臺灣翻譯的《大河灣》（A Bend in the River）。我那時迷戀董橋一類風雅文字，自己作文，亦愛遺老遺少腔，亦愛對本國文化充滿一廂情願的美麗幻覺。可以想象，要是當時讀奈保爾，我未必讀得進去。過了將近十年，我已告別董橋一類風雅文字，我亦絲毫不抱一廂情願的美麗幻覺，我總算沒有漏過奈保爾，我總算知道文字不一定要風雅，作家不一定要振臂，奈保爾嫖妓的境界亦不一定非得楊柳岸曉風殘月。我認認真真讀過奈保爾一半作品，我認認真真讀過這本《世事如此》，我知道這位文學天才（天才一詞慎用，但是用在這裏並非不妥）多麽不幸又是多麽幸運。
奈保爾的臭脾氣亦有可敬之處。他的寫作態度，不是這個國家還在地上摸爬的所謂作家可以比肩，且不說他每天只寫五百來字，且不說他每一本書都耗盡心血，只說他對自己文字的認真，他對自以爲是的出版社編輯毫不留情，下面這封信，就值得在此原文引用。那是八十年代，他的美國行記A Turn in the South出版之前，審稿編輯擅自修改奈保爾文稿中的分號，奈保爾讀過校樣，怒氣衝衝發了這封傳真：
I thought it might have been known in the office that after 34 years and 20 books I knew certain things about writing and didn’t want a copy-editor’s help with punctuation…I didn’t want anyone undoing my semi-colons, with all their different shades of pause; or interfering with my ‘ands’, with all their different ways of linking.
It happens that English – the history of the language – was my subject at Oxford. It happens that I know very well that these so-called ‘rules’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the language, and are really rules about French usage. The glory of English is that it is without these court rules: it is a language made by the people who write it. My name goes on my book. I am responsible for the way the words are put together. It is one reason why I became a writer.
Every writer has his own voice…An assiduous copy-editor can undo this very quickly, can make A write like B and Ms C. And what a waste of spirit it is for the writer, who is in effect re-doing bits of his manuscript all the time instead of giving it a truly creative, revising read. Consider how it has made me sit down this morning, not to my work, but to write this enraged letter.
二
四年來，每年起碼讀上一冊當代人寫的歷史書，前年讀過寫九一一的The Looming Tower，上前年讀過寫日本戰敗的Embracing Defeat，再前年讀過蘇聯勞改營史Gulag……都是既好看又沈重的佳作。但我不讀學究寫給學究看的悶史，不讀某朝那些事兒之類垃圾，亦不讀這個國家的古代史近代史和現代史（我前些年讀得不算少，我自信已有常識，我暫無興趣深究）。況且，每逛書店，看到那些包裝精美定價愈來愈貴的簡體新書，我就像吃過三鹿奶粉的孩童，心理會有陰影；爲了身心健康，我寧肯節省別的開支，把不多的鈔票用於進口奶粉。我當然不是說，國產奶粉統統僞劣，但是一會兒國家免檢一會兒十三億人更強壯，我看了聽了心煩，我更沒有精力財力和興趣一一品嚐。
去年讀過的這本歷史有些冷門（就中國讀者而言），有關一八五七年德裏兵變和莫臥兒末代皇帝：The Last Mughal: The Fall of a Dynasty, Delhi, 1857。先說讀了這本書，鄙人有些自戀式的感傷，因爲該書作者、英國作家William Dalrymple與我同代（奈保爾正傳的作者Patrick French亦與我同齡），本是一個從沒見過世面的蘇格蘭鄉下小子，一九八四年初訪印度只有十八歲，對文明古國一無所知，但是威廉仔對德裏一見傾心，從此常來常往，至今已有五本受到好評的印度歷史和遊記面世，而且，就我讀過的這本而言（該書榮獲The Duff Cooper Memorial Prize），決不是浪得虛名浮光掠影的小資讀物。
威廉仔這本書，好看在於三點。一是德裏兵變與莫臥兒王朝的覆滅，讓我想起清末義和拳之亂。二是德裏兵變的戲劇性，參與兵變前往德裏勤王的，既多印度教徒，亦有激進的瓦哈比穆斯林（Wahhabis），更不乏自殺式聖戰者（jihadis），可他們擁護的莫臥兒末代皇帝，既是神秘主義的伊斯蘭蘇菲派（sufi），又像大清皇太后，對這場“扶清滅洋”的偉大反帝愛國運動三心二意；而鎮壓兵變的，除了領軍的英國佬，更多錫克教徒、印度教徒和阿富汗人等，某種意義上，敵我兩方簡直就像自相殘殺。三是德裏兵變的血腥，兵變者不僅屠殺洋人和改信基督的印度二毛子，並且打著滅洋口號滿城搶掠，而待到英國佬捲土重來，另一場屠殺與搶掠竟亦毫不遜色，唯一不同，在於英國佬不像拳亂之後的八國聯軍多少還給大清一點面子，而是乾脆滅了名存實亡的莫臥兒王朝，將那位年事已高身爲詩人醉心文藝的末代皇帝流放仰光，讓其老死異國他鄉。
扯到拳亂當然是我中國佬獨有的敏感，譬如兵變者大搖大擺出入朝廷，很有義和拳大師兄之流風采，再如兵變者斬殺吃教二毛子，亦讓我回想讀過的拳亂筆記（有意思的是，改宗伊斯蘭教的英國佬反而逃過一劫，甚至還有洋人反戈一擊，很像拉登屬下的白人聖戰者）。這本書的當代性不言而喻。喜愛印度的作者威廉仔，觀點雖然liberal，但他筆下的英國傳教士（Evangelical British）那些狂熱極端，跟信奉阿拉一心驅逐異教徒的fundamentalist實在沒有分別：“The histories of Islamic fundamentalism and European imperialism have very often been closely, and dangerously, intertwined. In a curious but very concrete way, the fudnamentalists of both faiths have needed each other to reinforce each other’s prejudices and hatreds. The venom of one provides the lifeblood of the other.”
威廉仔這番話，放在彼時的確沒錯。比較當代伊斯蘭社會的停滯、保守與偏執，莫臥兒德裏雖亦穆斯林皇帝統治，但據書中多處援引穆斯林詩人Ghalib回憶錄，該城很有百花齊放繁榮景象，可見伊斯蘭就算到了近代，亦有多元寬容盛世，起碼就文藝而言。兵變之後，印度穆斯林成了低等動物。英國佬對印度穆斯林和伊斯蘭文化的蔑視，最有代表要算毀城。莫臥兒皇宮所在的紅堡（the Red Fort）八成被毀。若非個別英國官員遠見卓識，整個德裏恐怕都會夷爲平地。英國佬的報復心理，不乏以宗教爲由：既然那些畜生褻瀆我們的教堂和墓地，我們何必尊重他們的stinking religion，而是該把他們的清真寺改爲教堂，在每塊石頭刻上基督烈士的名字。而正是英國佬這樣的態度直接影響印度教徒。根據作者所論，到了今天，莫臥兒文化，亦只有印度的城市中產階級還有一些共鳴。更爲不幸的是，伴隨當代印度“崛起”，德裏的莫臥兒遺迹，要麽變成貧民窟，要麽整舊如新（unsympathetically restored or reconstructed），要麽乾脆推倒。莫臥兒時代的大屋（havelis），已有九成九消失。威廉仔引用歷史學家Pavan Varma的論說最爲驚心：十年前，這位歷史學家某冊書中記載的房屋，現今多半不存。如此光景，我身爲讀者，除了跟作者一樣感歎（the loss of Delhi’s past is irreplaceable; and future generations will inevitably look back at the conservation failures of the early twenty-first century with a deep sadness），倒亦非常親切甚至釋然：若說之前家中一片狼籍，還可怪到帝國主義殖民主義頭上，現在則是自己折騰自己了。
必須提及的是，該書史料爬梳不僅詳實，而且，這是第一次有專著以印度視角呈現德裏兵變。作者參照的兵變資料，計有印度國家檔案館兩萬多份波斯語和烏爾都語檔案，德裏英國專員公署檔案，莫臥兒德裏人回憶錄，巴基斯坦拉合爾的旁遮普檔案，緬甸仰光有關莫臥兒末代皇帝的監禁記錄，等等。根據作者前言，這些寶庫要麽至今無人理會，要麽新近發現。就以印度國家檔案館兩萬多份檔案來說，最令人激動的，在於其平民性與日常性，包括市井小民販夫走卒乃至娼妓的訴狀和請願信，英國探子寫在小紙片上有如蠅頭小楷的秘密報告，兵變期間德裏照常出版的兩份烏爾都語報紙。但是奇怪的是，一八五七年之後，這些檔案沈睡至今，而之前有關德裏兵變的歷史著作，連同觀點，都是建基於各類唾手可得的英文史料。威廉仔不僅感慨，並且語帶諷刺提到，這些年來，雖然成千上萬事關東方主義和殖民主義的論文擺滿書架（這些論文毫無例外，都有如下時髦而又晦澀的標題，令我噴飯：Gendering the Colonial Paradigm, Constructing the Imagined Other, Othering the Imagined Construction），但是，竟然沒有一位PhD老老實實鑽進這堆寶貴故紙，亦沒有一項重要研究想過系統利用這一寶庫。
三
英文書太貴，尤其新書。即以上面兩冊來說，就算網路購書，當然是中國網路，當然是還能買到，加起來亦要兩百多圓人民幣。這筆開銷，早已超出我客居的省城去年上半年人均購書十二圓的標準（省城賭風很盛，若要統計上半年打麻將或“鬥地主”的人均輸贏金額，我估計遠遠不止十二圓）。我亦在網上買過二手英文書，賣書的看來都很識貨，稍有名的現代作家，得獎或者好評之作（不論文史哲），通常亦賣百十來塊。有便宜的，奈保爾小說Guerrillas只要十來圓，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回憶錄（英譯本）二十來圓。但是要麽賣家純屬玩票，你拍下某本書，對方一個多月不上線，成交早已過期，你打電話發短信都聯繫不上他；要麽對方是個馬大哈，你想要的書，他自己亦找不到了。所以，這樣的便宜，我一次亦沒撿到。這些英文二手書都是平裝本，並非善本孤本簽名本，竟然賣這麽貴，而且毫無還價餘地，我真是佩服，因爲書多半出自洋人較多的北京，收書的說不定是上門服務論斤買，然後，這些“洋垃圾”幾經轉手，售價不知翻了多少倍，專門宰割像我這樣不幸想讀幾本英文書的邊緣人。誰都知道共產黨的子民沒有真正的閱讀自由，外文書和港臺書的入口和銷售，都是官辦企業壟斷。物以稀爲貴。這些二手書販當然深明此理，跟中國當代歷史政治社會有關的英文禁書，那就賣得更貴，好在我現在對此興趣不大。
電子書是免費午餐，是天上掉下的餡餅。爲了省錢，我讀過好幾冊電子書：Coetzee的自傳小說Boyhood，寫九一一的The Looming Tower……但我必須承認，我始終不習慣不喜歡電子書，一來電腦螢幕看久了傷腦（我上網時間愈來愈少，我現在上網主要讀讀新聞，下載很難找到的正經電影或“低俗”AV，我不再去任何論壇流連，我亦基本不看所有Blog，不是因爲所有Blog都是垃圾，而是我想節約時間認真讀書），二來我還是願意手捧一冊紙本，我就像數慣鈔票的守財奴，我喜歡厚厚一疊鈔票握在手中，我可以翻來覆去，我可以坐到空氣相對清新的花前樹下，或是坐在“鬥地主”鬥得烏煙瘴氣面目可憎的當代貧下中農一旁，慢慢把玩這疊看得見摸得著的銀紙，要是高興，我還可以從背包掏出紅筆劃些記號。我最喜歡一本厚書從頭讀到尾的感覺，因爲我讀書都用書簽（我這幾天讀得起勁的那本既好看又沈重的The Whisperers: Private Life in Stalin’s Russia，我用的書簽就是一張NHK明信片，一位武士身著華麗戎裝，襯以字體秀美賞心悅目的日文），看著書中書簽一點一點向後移動，我就像“鬥地主”的貧下中農一樣開心。幾年來，我的電腦裝了不少電子書，既有這樣那樣經典，亦有各類暢銷書（譬如Tim Weiner前年榮獲美國國家圖書獎的中情局歷史Legacy of Ashes），但是好比時下很多簡體中文書令我食欲不振（我新近在書店看到《松尾芭焦散文》中譯，我翻了幾頁，我實在下不了手。我還看到奈保爾小說《魔種》，我讀了扉頁那段中譯，我亦啞然失笑），我就是不想坐在電腦前面品嚐免費午餐。我總是想，等身邊沒有紙本可讀了，我再來折騰這堆PDF或DOC罷。
津津樂道電子書與紙本之別，鄙人境界還是不高。最好像乞丐，碰到什麽喫什麽。但是乞丐亦有挑揀。去年某個冷清冬夜，我去鬧市書店翻了一會兒流行新書。我那晚心情不錯，回來路上，破天荒幫襯了某清真寺門前的穆斯林小販，買了貌似可口的核桃糖，亦破天荒上了一回新疆人的當。核桃糖說是三塊錢一兩，但切下一小塊足有三斤，啞鈴一般鐵實，壓縮餅乾一般難以下咽（沒切之前，我問賣糖新疆人一小塊多重，但他就像洋人講中國話：“你不知道，我不知道，秤知道。”）我暗暗叫苦，但街上行人稀少，這幾個彪悍穆斯林面相不善，爲了和諧，我只得把這袋啞鈴拎回住處。第二天一早，我又拎上街。我想這堆化外甜食高熱量啃一小塊很頂事，要是乞丐喜歡，我亦算化不利爲有利做了一樁善事。我看到街頭花園長椅坐了一位二十七八的流浪漢，雖然邋遢，但相貌端正，很有落魄畫家或落魄詩人風采。我拎著穆斯林核桃糖一臉微笑，徑直向他走去。他有些詫異，跟著用普通話說了一聲謝謝。過了半小時，我又路過，落魄畫家或落魄詩人不見蹤影，那袋啞鈴卻挂在椅子一角。
我的挑揀跟這個乞丐沒有本質區別。但只要還有挑揀（不僅電子書與紙本之別），我肯定像他一樣照挑不誤，哪怕陀思妥耶夫斯基說得斬釘截鐵：人是可以適應一切的動物。讀一本好書（我還是鍾意紙本），無論寫作、編輯、校對、設計、裝訂都是認認真真的好書（這樣的簡體好書太少），沒有自我審查亦沒有官方審查的好書（這樣的簡體好書根本沒有），作者有才華編者亦敬業的好書（這樣的簡體好書亦不多見），讀這樣的好書，是我眼中至高無上的享受。如果這本書發人深省，那更予人穿越荒漠的勇氣。在我看來，奈保爾正傳《世事如此》就是這樣的好書；沒有抽象理論，沒有抽象名詞，都是活生生不同尋常的人和事，但是讀者要有慧眼，要有深切同情，要有超凡心智，才能真正讀懂。去年，除了這本書令我難忘，我還忘不了街頭一個讀書乞丐。他十來歲，大概得過小兒麻痹，兩腳萎縮變形。我見他多次，他都趴在裝了滑輪的汙穢木板上，身旁一個編織袋（應該是他所有家當），地上一個要錢小鐵盆，面前一冊厚厚武俠小說，讀得津津有味。諷刺的是，他冬天穿的肮髒外套，是省城某外國語學校的校服（他當然不是從該校棄學行乞）。我不忍看到這個讀書的少年乞丐，我亦沒有辦法真正幫到他，但只有看到他，我才既自私又殘忍想到，自己還算幸運（我起碼四肢健全），雖然我跟他一樣，都在絕望之中找尋希望，亦跟他一樣，都對這個感恩之聲不絕於耳的黨國無恩可感。
然而暗夜行路，在絕望之中找尋希望，又怎能全無一廂情願的美麗幻覺？舊曆新年剛過，若要提及跨年讀的好書，我亦算上英國歷史學家Orlando Figes前年所著《耳語者：史達林時代的俄國私生活》（The Whisperers: Private Life in Stalin’s Russia）。這本字小行密厚達六百多頁的歷史大著我就快讀完，同樣沒有抽象理論抽象名詞，亦不說轟轟烈烈改天換地，亦不津津樂道厚黑內幕，只講殘酷年代怎樣留給成千上萬個人與家庭難以癒合的內心創痕，篇篇幾乎都是血淚，若用紅色語言以毒攻毒，都是對共産制度邪惡本質的有力見證。這本書令我如此心痛，令我想起自己的童年少年和青年，令我想起自己的父母和祖輩（無論所謂出身好還是不好，他們都是受傷與受損的人）。我爲書中那對母女難過。三十年代大清洗之中，母親Maria Ilina被捕，判了八年勞改，與她兩歲的女兒Marina失散（Marina被當局送去孤兒院。三十年代，蘇聯有數百萬孩童與家人分離，在孤兒院、勞改營或軍隊之中度過童年與少年）。一九四五年，Ilina獲釋，等她好不容易找到女兒Marina，但是女兒與母親分離那年只有兩歲，她已認不出母親（根據Marina回憶：“我從未見過她的照片，我不知道她什麽樣子，但我感覺我在等我的母親，就像有人在等上帝，等救星。”）。更爲心痛的是，母女團聚之後幾個星期，女兒根本不與母親交談：“我是孤兒院出來的野孩子，不想說話。她沒試圖逼我，她怕我……我母親後來說，我不單很害羞，亦很膽怯很驚恐。她叫我的時候，我不搭理，我從不喊她。很長時間，我不叫她媽媽，而是用您稱呼她。”Marina還說，她內心有道牆，有東西在阻止她，她必須強迫自己喊出“媽媽”二字。
這是常人無法理解的創痛。我到現在亦從不喚自己的母親爲媽媽，我的內心亦有一道難以逾越的牆，亦有東西在阻止我，因爲我跟Marina相似，亦是很小就跟母親分離，哪怕我沒進過孤兒院，哪怕我的母親只是出身不好精神受損將近一生都在底層掙紮。但是儘管如此，書中另一對母女還是讓我感動（雖然“感動”一詞，這個國家去年用得太多太濫）。仍是一九三七年“肅反”，Elizaveta Delibash的父母均被處決。臨刑前，母親Nina寫信給女兒的外祖父外祖母（這封信由行刑者偷偷寄出）：“爸爸，媽媽，我就要死了。救救我的女兒。”絕筆信中，Nina告訴不到十歲的女兒，將來，只要仰望夜空，她就會在大熊星座一旁找到母親：“當你看到它，你就會想起我。”Elizaveta沒有母親照片（Nina的絕筆信和照片後來都被銷毀，要到九十年代，Elizaveta才由克格勃檔案得到母親照片），但她忘不了母親最後那封信：“我總是在等，總是在等我的母親。就算成人，當我夜晚出去，我總會尋找大熊星座，想起我的母親。”直到一九五八年，Elizaveta方才知道母親早被處決，而之前，她以大熊星座爲一廂情願的美麗幻覺，總以爲，不知哪天，母親就會歸來。
寫於二零零九年一月十七日至二月七日 |
|
发表于 2009-2-17 14:07: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