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927·谁主沉浮》：第五章 天柱折，地维缺 （二）

发哥

作者：叶曙明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血海中的4月

    这时，全国从南到北，反共空气愈来愈浓，像南方的浓雾一样化解不开。
    3月31日，四川军人以武力解散重庆工农商学兵、反英大同盟召开之市民大会，封闭省党部、农民协会、总工会，解散工人纠察队，杀害共产党人杨闇公、陈达三、漆南勋、冉钧等人。4月2日，蒋介石解散第一军第一、第二师政治部，封闭自武汉迁来上海的总政治部。4月3日，福州举行拥蒋（介石）护党大会，主肃清跨党份子。4月6日，就在汪精卫动身前往武汉的同时，北京发生了奉军搜查苏联大使馆事件。
    当时奉系军阀张作霖以安国军总司令名义开府北京，形式上由顾维钧任国务总理兼摄大总统职务，五色旗下，尚拥有直、鲁、奉、吉、黑、察、热数省地盘，与国民革命军相抗衡。为了稳定后方，从3月开始，北京大肆搜捕激进学生。担任京师警察厅司法科长的沈维翰追述，“其时京师（北京）警察厅内右一区警察署，在西交民巷发现工人分发秘密传单，当场拘捕七名，送请总厅法办。经连夜侦办，破获共产党秘密机关六处，发现大批文件，及扣押人犯100余人。不久又继续查获文件三大箱，扣押人犯二十余人。”
    经过三昼夜的审讯，在被捕人士中，发现有李大钊之秘书李渤海（山东渤海人，北京大学毕业，为李大钊之学生）。此人向警方供出李大钊藏匿在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的情报，并交出了一批共产党人的名单。4月6日，寒风习习的清明节。更大规模的抓捕行动开始了。
    军警动手之前，李大钊已经得到消息，有人劝他速速离去，他慨然表示：“张作霖无此大胆，即使可靠，只怕便衣侦探早在东交民巷布下天罗地网，要走走不了，一走反去送死。但是同志中有人愿离开的，不妨离开。”他自己死守不去。
    整个搜捕行动，从上午11时持续至下午7时，北京军警搜查了苏联大使馆及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公处，拘捕了共产党人李大钊等六十多人。当晚公使团曾表示抗议搜查行动逾越范围，但那只是做做样子而已，对搜查苏联使馆，私底下，无不拍手称快。北京随即由安国军总司令部军法处、京畿卫戍总司令部、京师高等审判厅和京师警察厅合组特别法庭，以何丰林为审判长，对李大钊等人进行秘密审讯，不准旁听，不准请律师。
    张作霖马匪出身，哪里搞得清国共两党的异同，反正都是南方赤党，都是“乱党”，一律要严厉扑灭。被捕各人，无论是共产党人，还是国民党人，都受到了严刑拷问。
    李大钊因为名气最大，所受的拷打也最惨烈。《李大钊传》一书写道：“敌人用种种残酷的刑罚拷打他，折磨他，用竹签打进他的指甲缝里，最后竟剥去了他双手的指甲。但是，他没有一句有损党的荣誉、有损革命利益的‘供词’，没有向敌人泄露党的任何机密。”最后，李大钊等二十多名重要党人，均被判处绞刑。执行地点，就在司法部后街的地方审判厅看守所里，由警察雇汽车四辆，将李大钊等人押送至行刑地点，自4月28日下午1时50分起，至4时10分止，执行完毕。
    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呜呼！
    苏联政府于4月9日向北京政府驻莫斯科代办郑延禧提出严重抗议，称此举侵犯苏使馆人员的治外法权，提出四项要求：一、立即撤退监视之军警；二、立即释放所拘苏使馆馆员；三、交还使馆武官室抄去之文件；四、军警劫去之钱物簿籍，即交还原主。在未得满意答复前，拟撤回驻北京之代使及职员。
    北京外交部对上项抗议，于16日驳复，称公使馆的治外法权，不能容许组织助长所驻国内乱机关。此次未搜查使馆，仅于其附属房屋内，查出军火、宣传物品，并捕获重要党人，足证俄人有意扰乱中国治安，破坏中国秩序，所提四项要求，与事实不符，碍难照办。
    苏联政府以要求未有结果，召回驻京代表及馆员二十余人，于4月19日乘车出京，取道奉天、哈尔滨回国。至此，北京政府与苏联的外交关系，遂告中断。
    苏联使馆被搜，乃轰动国际的大事件。4月7日，蒋介石致电苏联驻华代办齐尔内赫，表示慰问，显示蒋氏对中止联俄政策，尚在举棋未定之间，但对反共则已咬牙跺脚，势在必行了。在蒋氏的势力范围内，平日和共产党明争暗斗的那些国民党人，现在无不摩拳擦掌，准备一泄胸中那口恶气。
    从4月1日起，上海南市、闸北、沪西、浦东等地驻军，一律实行特别戒严。4月5日，以“日来形势严重”为由，由总司令部宣布正式戒严；9日各报公布了“战时戒严条例”十二条。蒋介石任命白崇禧、周凤岐（二十六军军长）为正副司令，成立“淞沪戒严司令部”，下令禁止一切集会、罢工、游行等事。俟一切布置停当之后，蒋介石于4月9日离沪赴宁。
    陈独秀虽然认为上海形势严重，他必须坚守应付危局，但由于武汉方面催驾十万火急，4月20日要在武汉召开中央全会。陈独秀不得不步汪精卫后尘，于4月10日启程，离开山雨欲来的上海，前往武汉。
    当陈独秀乘坐的轮船消失在烟水茫茫的长江上时，上海闸北、吴淞、浦东、南市等地的工人纠察队，已面临巨大的危险。自7日二十六军开来后，对工人表示绝无恶意，闸北戒严情形，变得较前松懈。但在11日下午，全副武装的二十六军第二师士兵，忽然散布街市，气氛骤形紧张。坊间盛传，青帮弟子已奉命在入夜后从租界冲出，会合军队向工人纠察队施以突袭。
    工人方面也接到类似的密报，总指挥处当晚即送公函至二十六军司令部，请求万一发生不幸事件时，望予援助。但对方佯佯不理。纠察队总指挥处即通知各地纠察队，加紧戒备。入夜，形势更趋严重，军队往来巡梭，断绝行人。
    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中共党人）接到青帮头子杜月笙的请帖，到杜公馆面商重要事情。行前工会已得到青帮弟子要来缴械的报告，劝汪寿华不要赴约。汪寿华自恃与青帮交情非浅，去了或许可以把话谈开，不去反叫人家耻笑。讵料，汪寿华一踏入杜公馆，便被青帮分子绑架，连夜押到枫林桥的荒地里活埋。
    杀戒一开，接下来的事，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了。
    4月12日清晨4时左右，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均宣布实行特别戒严。商务俱乐部处开来了几辆卡车，二三百名着党军服式臂缠白布“工”字符号的壮汉，在门前高喊一声散开，即有几十人向前门冲锋，并大呼“缴枪！缴枪！”纠察队副队长杨凤山上前理论，青帮弟子即将他的盒子炮抢了过去，并当场将他击毙。纠察队开枪还击，顿时枪声大作。二十六军第二师派出第五团前来，以调解为名，将纠察队完全缴械。
    青帮向商务印书馆进攻时，遇到纠察队顽强抵抗，久攻不下。帮会分子调来几门小钢炮，对着商务印书馆的东方图书馆一轮猛轰，上万名“中华共进会”的青帮分子，乘势一涌而入，占领了这个工人纠察队的重要据点。
    南市方面，也有两百多缠白布黑“工”字臂章的青帮分子，从法租界南洋桥乘汽车冲入华界，手持手枪、盒子炮、炸弹等，分三路包围南车站前的华商电车公司，向该处的纠察队开火进攻。沪西曹家渡同样有佩戴白布“工”字符号的青帮分子，分乘两辆汽车，到申新、民生、丰田各纱厂工会内，将四名工会领袖当场打死，又将各工会砸得稀巴烂。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中共党人，但“凡此一切革命工作，中国共产党都要和国民党党员群众一切真正革命分子，共同去实行——因此共产党员决无理由可以退出国民党，或者甚至于抛弃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
    7月1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发表《关于中国革命当前形势的决议》，指出“武汉政府已成为反革命势力”。要求中共党人毫不迟疑地退出武汉政府，以示抗议。但不退出国民党，尽管国民党上层即将发动清共，也要留在国民党内，与国民党基层建立密切联系，发动基层抗议国民党中央，要求撤换国民党现领导。
    国共关系发展到今天这样的地步，可以说，是两党的性质决定的，也是一开始所采取的合作形式决定的，因缘际会，水到渠成，不是哪一个人可以改变，每个人都被这股浩浩荡荡的大潮推动着往前走，身不由己。人们常批评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断送了大革命，但揆诸事实，他已经在他可能的范围内，做得非常出色了，几乎没有人可以做得比他更好了。
    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服从国际的领导，这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前提。如果中共没有加入共产国际，完全独立自主，不必事事秉承国际旨意，是否可以开创更大的局面？这是一个无人可以回答的问题，因为历史没有如果。同样地，如果没有苏联与共产国际的插手，如果孙文当初不是联俄，而是联日、联德，中国还会不会有大革命的出现？这也是无人可以回答的。
    然而，1927年的国民党，已不是草莽时代的兴中会、同盟会，而是一个准备在全国执政的政党，这是客观现实。不妨从这样一个角度去思考，当一个执政党，面对社会秩序长期失控混乱，工商业濒临崩溃，法治荡然，民众团体变成第二政府，取代政府管治职能时，它可以有什么样的选择？是支持？是放任？还是制止？如果是支持，为什么要支持？怎么支持？想达到一个什么目标？如果是制止，又如何制止？有哪些可行的制止方法，收效最快，阵痛最小？凡此种种，都是对国民党政治智慧的严重考验。
    现在，国民党打算用最决绝方法去制止。
    7月14日晚，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秘密会议。汪精卫正式提出“分共”，并拟定了《统一本党政策案》和《统一本党政策决议案》，其要点为：一、凡列名国民党员，在各级党部，各级政府和国民革命军中任职者，应自即日起，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二、共产党员不得以国民党名义作共产党的工作；三、国民党员未经中央许可，不得加入他党，违反者以叛党论。
    7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委会在汉口举行扩大会议（史称“七一五”分共会议）。出席者有汪精卫、孙科、谭延闿、顾孟余、陈公博等17人。谭延闿担任会议主席。会上，汪精卫首先宣读了从罗易处得来的共产国际指示电报译文，然后发表长篇讲话，进行逐点批驳：一、从下没收土地，违背了国民党由国民政府下令没收的主张，与“三民主义相冲突”；二、改组国民党，增加工农领袖是“破坏本党组织”；三、武装工农、改造旧军队“是根本动摇我们的军队”；四、组织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革命法庭，惩办反动军官，是“让国民党作刽子手”。最后，他一言定谳：国际指示是“破坏国民党的阴谋”，是对国民党生命的“根本危害”。
    汪氏要求会议讨论决定两个问题：一、派负责任的重要同志到莫斯科去，向他们重申国民党的联俄政策，“若是丢开了三民主义那就不是联俄而是降俄了”；二、应决定一个对共产党的处置方法，“一党之内不能主义与主义冲突，政策与政策冲突，更不能有两个最高机关”。会议通过三项决定：一、在一个月内召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二、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之前，中央党部应裁制一切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三、派遣重要同志赴苏俄，讨论切实联合办法，其人选由政治委员会决定。
    7月16日，汪氏向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报告《容共政策之最近经过》，他说：既然中共中央决定共产党员退出国民政府，“便无异脱离本党”，“在国民革命军及各级政府机关中，亦无须存在”。同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各级党部发出两项训令：一、《保护共产党员个人身体自由的训令》，内称：限制共产分子的提案是执行党的纪律，并非妨害共产党员个人身体自由，若压迫共产党而妨害其身体自由，定要依法严办；二、《保护农工之训令》，内称：国民党中央并不因限制共产主义而停止农工政策之活动，对于农工团体，须极力保护，对于农工利益，须加意维持；若违背党义，少加摧残，唯有执行革命纪律。
   从7月中旬开始，中共中央、武汉各级组织的领导人和党员，纷纷疏散到外地，转入秘密状态。7月27日，鲍罗廷和其他苏联顾问、共产国际工作人员被国民政府“欢送”出境，怀着怅惘与失落的心情，经洛阳返回苏联。加伦在回国之前，特地绕道上海，与蒋介石见了一面，他们的私谊并没有受到政治的影响，蒋介石形容这次会面“实有黯然销魂之感”，蒋介石说：“我们将来还有共事的机会，不必过于悲伤。”加伦说：“但愿我们今日不是最后的一别，再会吧！”7月底，罗易也离开了混乱不堪的中国，取道库伦返回莫斯科。维经斯基比他们更早离开，6月底已经走了。
    他们在中国有如灿烂的新星，突然迸发，但又迅速凋谢，消失在弥天大夜之中。他们的后半生与中国再无关系，鲍罗廷被斯大林送进了劳动营，并死在里面；罗易逃回印度，领导反斯大林运动，被英国警察关进监狱，从此放弃了共产主义，潜心于人道主义研究；而维经斯基也脱离了共产国际的政治事务，改行从事教学研究，1953年，病逝于莫斯科。
    武汉虽曰“和平分共”，然上有毫发之意，下有邱山之取，腥风血雨，绝不和平。何键的三十五军占领汉阳、汉口后，开始抓捕共产党人了；乡间的民团更是拿着鸡毛当令箭，残杀农会分子，毫不手软，黄梅县孔垄镇已响起了杀人的枪声。
    汪精卫提出“在夹缝中奋斗”的口号，一面厉行分共，一面麾军东下，誓言把东征讨蒋方针，贯彻始终。叶挺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和贺龙的新二十军，奉调九江，参与讨蒋。但他们在周恩来、张国焘、谭平山、叶挺、朱德等中共党人领导下，准备在南昌发起暴动；毛泽东也去了湖南，组织湘南暴动。
    过去中共常批评孙文过于注重军事斗争，现在他们则以“进攻进攻再进攻”、“不停顿地暴动”作为行动方针，号召农民联合城市工人、小商人和接近农会的土匪、会党，实行广泛的暴动。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后，汪精卫也断然放弃了“和平”的面纱，开始大肆屠杀中共党人和工农群众。
    据中共的资料称，1927年4月至1928年上半年，死在“清党”名义之下的人数，高达31万余人，其中共产党人2.6万余人。而据全国慈善救济机构的不完全统计，1927年4月至1928年7月，全国有8.1055万人被国民党捕杀，其中4.0412万人投入了大牢，4.0643万人被杀。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下，中共固然备受打击，国民党自己亦损失惨重，一大批平日好出风头、言词激进、喜欢与工人农民称兄道弟、没事起哄的、穿学生装的、头发向后梳的、形左实右的国民党人，也无辜受累，跟着倒霉，莫名其妙掉了脑袋。陈立夫事后慨叹：清党“对本党之失去学界同情及一般人民之失望，均属无可补偿之损失也。”
    曾经喷薄如雷风的大革命，终于急遽地退潮了。
    几天前还屯街塞巷的游行队伍，忽然都不见了，震天动地的口号也没有了，空气寂静而凝重，处处留下洪水退去后的残痕，墙上的革命标语已被撕得七零八落，在夕阳微风中抖抖索索，露出覆盖在下面的“请饮滋阴补血三蛇酒”广告；街上再没有了雄赳赳的工人纠察队，只有荷枪实弹的士兵，打着“巡”字白旗，往返巡逻，搜捕可疑人物。
    汪精卫的东征讨蒋大计，因南昌暴动而夭折。宁汉合流的呼声，转而渐渐高涨。为了促进宁汉合作，8月12日，蒋介石宣布下野。9月，国民党宁（蒋系、桂系）、汉（汪系、唐系）、沪（西山派）三方在上海举行会谈，决定组织特别委员会，统一党务。刚刚把共产党驱逐出去的国民党，又开始新一轮的党争了。
    中共虽然受到全面清剿，但也没有在血泊中倒下。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大革命的教训，几乎众口一词，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说：“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句话后来成了中共的经典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会议通过了《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等议案。继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后，12月又在广州举行暴动，但都相继失败了。残余的部队拉上了井冈山，在江西的穷山恶水之间，建立起一块革命的根据地，与国民党展开了漫长的武装斗争。
    1928年，国民党继续北伐，终于战胜了奉系军阀，统一全国。1928年10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173次中常会，选任蒋介石、谭延闿、胡汉民、蔡元培、戴季陶、王宠惠、冯玉祥、孙科、李宗仁、何应钦、阎锡山、李济琛、林森、张学良为国民政府委员，蒋介石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全国统一后的首届国民政府诞生了。表面上，天下同文共规，一统垂裳，其实更大的危机与战祸，正步步逼近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和民族。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北方开始下雪了，而南方正洪流滔滔。春去春来，潮起潮退，那些轰轰烈烈的往事，仿佛都已成了传说。为了革命，无数人长眠地下，也有无数人继往开来，也许他们并不真正理解什么是民主、自由、解放，但他们至死没有怀疑过自己的理想，革命可以为中国带来光明与幸福。他们为自己成为历史的创造者而感到自豪，并且自信这是他们生而为人唯一具有价值的事情，因而死而无悔。
    历史还在前进，百年三万六千日，记忆永不磨灭，故事也还将延续下去。黄埔军校门口那副“升官发财请走他路，贪生畏死莫入斯门”的对联，自从孙文去世以后，已换成“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但到底革命何日才算成功？

马骝

革命革命，“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阿理郎

马骝: 革命革命，“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他人”即是“你”“我”，“你”“我”也是“他人”。

发哥

以革命的名义，神州大地近百年死了多少人？用“血流成河”来形容也不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