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927·谁主沉浮》：第五章 天柱折，地维缺 （一）

发哥

作者：叶曙明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荆门九派尽赤潮

    自从南方革命军占领武汉后，整个湖北便沸腾起来了，大家都起来革命了。湖南农民运动迅速蔓延到湖北。1926年7月底，湖北的农民协会会员，只有7.2万人。到1927年6月，国共最后分裂之前，湖北正式成立的“县农协”有22处，正在筹备的32处；“区农协”308个，乡农协3852个；会员总人数达284万余人；“农民自卫队”所拥有的快枪多达两千余支。有些地方的农民已开始暴动，捣毁了税务局和禁烟局。其声势之浩大，绝不亚于粤、湘等省。
    武昌是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地，但也从来没有见识过如此广泛、激烈的社会革命。
    邓演达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大声疾呼：“革命是伟大的群众要求，是伟大群众的痛苦呼声，每个人都不过是在整个的人类社会进程中一个小小的工具，都不过是在某个时代中整个社会的一点微尘。自然工具也有的是创造的，也有的是戕贼的；微尘也有的是病菌，也有的是营养物的发（酵）素。”人权、自由、平等，这些概念，与时代格格不入。
    既是工具，自然就有使用工具的人。那么，谁是这些“微尘”之上的操纵者呢？是谁在利用这些工具去“创造”或者“戕贼”呢？抽象地说，就是“时代与革命”；具体地说，就是“政党与领袖”。
    夏天来临，有火炉之称的武汉，温度更是飙升一千八百度。这里是罢工工人的天下，游行示威，集会演讲，成为人们每天必做的功课。共产党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常常派人混在集会的人群中，故意向演讲者提问：“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革命？”然后演讲者就加以详细宣讲。共产党的主张迅速深入人心。
    一位苏联顾问记述：“最底层的群众不经上级主管部门的同意，就自行组织工会，而且各厂工会都是按行业组织的。无论你怎样打听工会的数目和工会会员的数目，都是毫无结果的，只能凭印象粗略估计参加工会的大厂工人约为十六七万。”据这位苏联人的统计，至1926年12月下旬，武汉的罢工达一百六十起，“就是说，几乎每月罢工五十起。参加罢工的总人数达二十万。大部分罢工发生在半手工业式的小企业里。”另据陈独秀在中共五大上提供的数字，至1927年4月，湖北有组织的工人为四十万。甚至连要求房东减租的房客，也组织起自己的“工会”。
    1926年12月2日，斯大林给中共中央、维经斯基、鲍罗廷发来电报，要求：“一、利用已出现的有利形势通过罢工千方百计改善工人们的物质状况和法律地位。二、不容许出现可能挑起外国军队采取武力行动的过火行为。三、利用罢工运动来加强工会组织和党组织及其对群众的领导。四、应以广州政府的名义公开宣布，凡在广州政府解放的省份内，工人一律享有充分的罢工权、结社权和集会权，广州政府将全力保护这些权利。”
    冬天，湖北省总工会成立了武汉工人纠察队，总队长兼教练是中共党员蒋先云，初期有2000名队员，武器为棍棒，后来拥有枪支。但在中共中央看来，工人纠察队的成份，颇为可疑，他们并不是真正的产业工人，而是由“小业主、手工业者中的勇敢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所组成。旧式行会、秘密帮会与同乡会一类江湖组织，渗透其中，势力颇大。1927年1月21日，维经斯基向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汇报时说：“至于汉口现在的纠察队，可以把它们当作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同它们合作，但不能认为它们可以取代真正的工人纠察队。”
    那么，真正的工人纠察队在哪里呢？还没有成立。
    这些非“真正的工人纠察队”，成为“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急先锋，手持枪支、棍棒，头戴五星蓝帽，在一万多名颈缠红带的劳动童子团配合下，顶风冒雨，呼啸奔走于所有大街小巷，到处贴封条，今天扣货、没收，明天阻运、封厂；把“工贼”逐出厂门，把厂主、店主抓起来，插上牌子、戴上高帽游街示众。那些小店主、小商人，或者没有加入工会的人、不愿归顺革命的人，一听见大街上传来“万岁”、“打倒”的口号声，以及由远而近的纷沓的脚步声，就吓得面无人色，急忙关门闭户，东躲西藏。
    不同的工会之间，经常爆发冲突，甚至工人纠察队也参与了斗殴。苏联顾问说：“罢工胜利的工人由纠察队带头游行示威，是汉口街头常见的现象。有时罢工变成一种持久的斗争，这时纠察队员会领着罢工工人把继续干活的同伴‘架走’，有时甚至会动起武来。”在革命的名义之下，“不是同志，便是敌人”，因此只有罢工的自由，没有不罢工的自由。
    武汉还发明了一种很奇特的“一小时罢工”。即由工会宣布罢工时间，一到钟点，拉响汽笛，所有人都要立即停下手中的工作，就地罢工一小时。苏联顾问形容：“一切都停下来了；码头上空空荡荡的；停水停电；电话不通；甚至人力车夫一听到汽笛声也就地站住，像插在地上一般；乘客都被纠察队员叫下车来，听从身穿蓝短衫手持棍棒的苦力指挥，恭恭敬敬地窘迫地溜边走开；搬运工一听到汽笛声就停住脚步，卸下肩上的货物；甚至小胡同里的小店铺都关上了门板。真是空前未有的壮举啊！”
    1月4日白天，人们发现英兵已撤离。一向趾高气扬的英国人，居然在中国政府面前低头服软，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社会的情绪，顿时炽热地膨胀起来，收回租界的呼声，日益高涨。中共中央临委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是否由群众去占领英租界的问题。两种意见激烈争论，最后决定进入租界。
    汉口各团体联席会议召开紧急会议，议决八条：一、严重抗议；二、赔偿民众损失；三、行凶水兵交中国惩办；四、撤退英舰及电网沙袋；五、英方道歉；六、租界内集会言论自由；七、解除义勇队武装；八、派兵入驻英租界，国民政府完全接收。傍晚，临时联席会议代表徐谦、孙科、蒋作宾在新市场召集各人民团体代表开会，宣布政府对这次惨案的态度和办法，完全同意农工商学各界联席会议所提出的八项条件。
    1月5日，在总工会领导下，由共产党工运领袖李立三担任总指挥，举行有30万人参加的反英示威大会，并准备在会后游行时，浩浩荡荡进驻英租界。这时，李立三却连接上级三次通知，不要指挥群众进入租界，以免引起帝国主义干涉。
    然而，群众情绪激昂，没有人能阻挡他们冲进英租界的步伐。游行队伍冒雨从济生三马路经后城马路，冲进了英租界。英汉口英租界巡捕及公务人员都躲起来了，银行商店停止营业。英侨仓皇转移到英舰上，美国妇孺侨民也陆续撤退。一名德国人被当成是英国人，在街上被民众围殴，身上挨了11刀。除了苏联人，街上已很少外国人的踪影。臧勺波嘲笑说：“这一个以强权外交执世界牛耳之英国，见风驶舵，昔日之鸷鸟，一变而为眼前之驯羊，乖乖的扫地出门，甚至偶一在街头行路，亦冒充俄国人。”
    风声所播，重庆、宜昌、九江等地的英人，都已惊恐万状，纷纷收拾细软，准备逃离正在爆发的火山。1月7日，陈友仁召集汉口各领事，宣布接管英租界情形，声明保护外人安全。武汉中央联席会议劝告民众勿对英直接冲突，保护英人生命财产。联席会议成立“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主持英租界公安市政事宜，陈友仁照会英总领事，并布告外人安心营业。民众继续举行规模浩大的示威游行，总工会、商会等团体合组武汉市民对英委员会（由共产党人李立三、刘少奇等主持）。
    1月6日，九江亦发生冲击英租界事件。奉命前去处理事件的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称，事件起因，“因码头工人与海关英人因搬运行李之冲突，至工人被伤一二人，群众愤怒欲动，英舰即放空炮二发，英侨恐惧上船躲避，本日（7日）英界由贺师（国民革命军第二师贺耀祖）派队维持，惟士兵纪律太坏抢劫英界住居竟日”。8日，由第二师组成“九江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接管了九江英租界。
    反英示威蔓延至广州、长沙等城市，成都的英领事馆自动封闭，八艘英国军舰，驶抵汉口戒备。日、美也增驻派海军，向长江流域集中。武汉政府也开始迟疑了，陈友仁通告暂停反英运动。1月28日，英国向北京政府及国民政府提交说帖七条，即英政府准备承认中国新式法庭、法律，放弃英代表听审权，照缴适当合法税收，改订英租界市政管理法，或将租界警权移交中国，英教士不得再在内地购地，中国教徒服从中国法律，学校医院之教士均遵从中国法律与条例。
    武汉临时联席会议随即开会，决定完成收回汉口租界手续。当天鲍罗廷没有出席。中共与苏联顾问对收回英租界，喜忧参半，又想打雷，又怕下雨，万一引起列强武装干涉，兹事体大。1月12日，中共中央举行会议，讨论要不要支持收回英租界。陈独秀觉得武汉工人太过胡闹了，“为什么我们应当赞成它？我们该进行什么鼓动呢？”他气冲冲地说，“现在侵略者不是英国人．而是中国人！”会后，中共中央致函湖北省委，指收回租界是“过火”行动，要他们负责维持夺取租界后的秩序。
    当时英国正调集军队，开往中国。1月31日，临时联席会议在鲍罗廷住宅开会，推翻了三天前的决议，决定暂不签字收回汉口租界协定。理由是武汉与北京不能调和，英国须自决其对华政策，要么承认北京，要么承认武汉，不能视武汉为地方政府。
    经过多次谈判磋商，直到2月19日，英方才与武汉国民政府签订了汉案协定。汉口英租界的英国市政机关于3月15日解散，代之以新成立的中国市政局，属国民政府管辖。次日签订关于九江案协定，也作了类似规定。至此，被英国霸占66年的汉口、九江英租界，正式收回。
    4月23日，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接见驻汉口美国领事和汉口美侨工商界代表团。陈友仁强调指出，工人组织已决定遵守革命纪律和自我节制，以协助政府解决经济问题。1927年5月1日出版的《中国通讯》，以“节制工人运动，维持洋行开业”为题，发表了陈友仁的这个讲话。
    湖北全省总工会召开代表大会，把原来三百多个小工会，合并为八个总工会，建立工人纠察队总队，企图在散漫的工人中建立纪律。原来高呼“罢工万岁”的工会领袖，现在改为向全省工人呼吁：“骄傲是工人的自杀”，“工人在工作上应受工厂或店家管理人之正当指挥，并应遵守工厂之正当规则”。
    但何为“正当指挥”？何为“正当规则”？谁也说不清楚。这些隔三差五从上头传达下来的指示，经常是含糊不清与自相矛盾的。在中共领导层和共产国际，有人赞扬这是革命的必然现象，也有人批评这是幼稚过火，但他们都面临着一个共同难题，就是不知该如何领导这场运动。

    汪精卫重返舞台

    3月间，在蒋介石控制的江西地区，爆发了一连串针对共产党的暴力事件，显示蒋介石在经过对成本效益的反复权衡和沙盘推演之后，终于开始动手了。
    3月11日，江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中共党人）被杀；16日，左倾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江西省学联被解散，左派报纸《贯彻日报》被封闭，几百名手持刀剑、棍棒的青帮分子，在街头叫嚣示威；17日，九江总工会、市党部和《国民新闻》社被捣毁，工会多人被打死、打伤，党部被解散；23日，安庆也发生杀害共产党人和工人的流血事件，安徽省党部、安庆市党部、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安庆市妇女协会等机构，均被青帮分子砸烂，洗劫一空。
    国共处在一种非常奇特的合作关系之中，本来，道合则从，不合则去，是儒者进退的大节，哪怕做生意也一样，利益一致就合作，利益冲突就分家，本属平常之事，但由于一开始实行“党内合作”的形式，造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权责利错综复杂，纠缠不清，现在想分也不易分了，就像湿手沾上干面粉，甩也甩不掉，非要闹到罐破水洒，血流成河的地步不可。
    中共中央对蒋介石，早已不抱幻想。3月26日，即蒋介石到达上海的当天上午，由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组成特别委员会，在陈独秀的主持下，召开会议，大家誓言：“我们现在的责任，就是挽救这个全国的危机，要严阵以待，集中兵力，并将吴淞及南市大部分兵力调来，四周布防，保护上总与俱乐部。我们要准备一个很大的防御的流血的牺牲，这个争斗比这次暴动的意义更大。幸而胜则已，不幸亦可影响全国，断绝蒋之政治生命”。一种悲壮的牺牲精神，令人热血沸腾。
    蒋介石2月与维经斯基见面时，曾表示很久没有和共产党的领导人谈话了，现在出现国共决裂的局面，他想见见陈独秀。但从3月底至4月初，蒋介石三次约请陈独秀见面谈话，都被对方托病推辞。蒋介石大怒。
    陈独秀认为和反革命已没什么话好说，中共与上海工人已做好以死相拼的准备。一度不赞成强行收回租界的上海区委，现在也改变初衷，向党员们发出号令：“反对反动的新军阀，积极响应宁案，举行反英大罢工，达到收回租界的目的。我们要随时随地准备武装与右派军队发生总决斗。”“如果上海工人把右派打倒，租界收回，在革命的前途非常伟大。”
    不过，3月2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一纸电报，却给他们泼了一瓢冷水，莫斯科警告说：“请你们务必严格遵循我们关于不准在现在举行要求归还租界的总罢工或起义的指示。请你们务必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军及其长官发生冲突。”刚刚踩下油门的陈独秀，马上又要踩刹车了。
    当天，总工会派交际部主任赵子敬为代表，往谒蒋介石于徐家汇交涉公署。
    蒋介石亲出接见。首由赵陈述上海总同盟罢工响应北伐军之经过，蒋氏频为赞许。次说传闻有将闸北薛岳师长调驻他处，由第二师长刘峙驻防，并将敝会纠察队缴械消息，请总司令一言以释群疑。蒋答：纠察队本应武装，断无缴械之理，如有人意欲缴械，余可担保不缴一枪一械。复由赵陈述恐有流氓乘机捣乱纠察队及敝会事情，蒋答此事当由余严行制止，尽可放心。
    然时至今日，无论是虚与委蛇的官腔，还是貌似诚恳的温良软语，都已难以令人信服。3月30日，中共特委开会。大家“检讨当前极度危险的局势，一致认为，除了坚决采取行动反蒋外，别无其他出路”。但大家也明白，莫斯科之命不可违，这也是别无其他出路的。陈独秀一面复电莫斯科，说蒋介石已开始发动政变，中共必须有所准备，一面派彭述之去南京联络第二、六军反蒋，并赴汉口向鲍罗廷及中共中央多数委员陈述意见，决定进攻蒋介石的计划。
    然而，他们的“武装斗争”，到底有没有具体方案？是发动兵变？把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抓起来？杀他个措手不及？还是把队伍拉走？与蒋介石战场上见？彭述之没有详言，倒是后来几位在上海工作过的苏联人，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说，他们原计划派两三千名工人加入到薛岳的第一师里，这样，他们在上海就拥有八千至一万名支持武汉政府的军队，可以与支持蒋介石的第二师（三千人）对抗。他们还计划让左派的第二十一师向上海方向集结，第二军、第六军向南京和苏州集结，从而在根本上改变军事力量的对比。他们说，薛岳甚至频频征求中共意见，他该做些什么，但中共方面始终没有明确回答。结果蒋介石得以从容地把第一师调离了上海。
    无论如何，国共两党的关系，都已到了图穷匕见的阶段，只有子弹才能解决问题了。现在只是看谁先下手，是共产党先杀蒋介石，还是蒋介石先杀共产党。
    陈独秀对武汉收回租界之举，不以为然；而武汉对上海工人起义，同样不以为然。武汉频频致电上海，催促陈独秀把中央机关迁到武汉，“他们以为国民政府在武汉，一切国家大事都该集中力量在武汉谋解决。”陈独秀一肚子怨气，认为莫斯科和斯大林的许多脱离现实的指令，都是听了鲍罗廷一面之辞的结果，因此，他坚拒赴汉。尽管当时大部分中央委员都已去了武汉，上海只剩下陈独秀一人，但他仍坚守不去。
    汪精卫自从“三二○事件”之后，避居巴黎，养晦待时，整整一年，这时也开始有点静极思动了。3月8日，汪精卫自德国柏林抵达苏联，获得斯大林的亲自接见，讨论中国革命的问题。手捏烟斗的斯大林，看似胸有成竹，其实对中国的情况，不甚了了，他想利用汪精卫去榨干蒋介石这只“柠檬”，足证他的很多判断，都属想当然耳。
    3月12日，汪氏从莫斯科起程，经西伯利亚海参崴回国。4月1日，抵达上海。陈独秀喜之不胜，认为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他与周恩来商议，不如把汪精卫直接送到汉口，不要让他在上海与蒋介石见面。
    但怎么才能不让汪蒋见面呢？除了他们自己不想见之外，没有一个可行的办法。结果，汪精卫当天就在上海与蒋介石、吴敬恒、蔡元培等人见了面。在蒋介石眼里，汪精卫未尝不是一只“柠檬”。你欲榨人，人亦欲榨你。因此，蒋柠檬也努力阻止汪柠檬去武汉。他对汪精卫恺切陈词：“你切不要到武汉去。你去了，一定不能回来，那时，你不想做共产党的工具亦不能了。你如果真正为本党，那就要到南京去，然后再请一班中央执行委员过来。如果你到武汉去，国民党还是不能团结，你还是要做本党的罪人。”但汪氏顾左右而言他。
    4月2日，两广的李济琛与黄绍竑也到了上海。蒋介石、白崇禧、何应钦、吴敬恒、李宗仁、李济琛、黄绍竑、陈果夫、陈立夫等人，遂在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正式召开“清党会议”。汪精卫没有出席这次会议。蒋介石首先发言：“十三年（1924年）国共合作，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时候，他们（指共产党）就不怀好意，他们的组织仍然保存，并且在我们党内发展组织。自十五年（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变之后，这种阴谋日益暴露。北伐军到了武汉，中央某些机关和某些人受了分化或者受了劫持，不把武汉同南昌对立起来。因此，如果现在不清党，不把中央移到南京，建都南京，国民党就要被共产党所篡夺，国民革命军就为能继续北伐，国民革命就不能完成。”
    何应钦指南京事件，完全是“共产党鼓动士兵和地痞流氓抢了、打了外国领事馆和外国侨民，才引起外国兵舰开炮轰击的。”白崇禧在发言时，则称上海工人纠察队“他们有自己的武器，有自己的指挥系统，不服从军事长官的指挥。他们要冲入租界，占领租界”，一旦上海发生中外冲突，“不但全国精华的上海完了，北伐事业也要完了”。
    众人一致赞成清党。傍晚，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蔡元培、李宗仁、古应芬、黄绍竑、张静江、吴敬恒、李石曾、陈果夫等人出席，公推前北大校长蔡元培为主席，讨论分共问题。据黄绍竑说，全体监委（二十人）只有五人出席会议，只占四分之一，蔡元培、古应芬、张静江三人其实都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公推’一个不在场的蔡元培当主席，还把到会的人数说成是三分之二。这种睁着眼睛说胡话的撒谎伎俩也实在太拙劣可笑了”。蔡元培到底有没有参加这次清党会议，其实并不重要，蔡、古、张三氏不管有无出席这天的会议，他们支持清党的态度，都是很明确的。但蔡元培一介书生，以为清党是在法律范围内进行，竟没有想到是以“屠杀”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