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927·谁主沉浮》：第四章 革命就是暴动 （二）

发哥

作者：叶曙明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有土必豪，无绅不劣

    湖南是革命军北伐进入的第一个省份。
    湖南的农民运动，从1925年初开始，以组织农民协会，争取减租减息、停征捐款、取消苛捐杂税、降低物价、重新丈量和分配土地、提高雇农工资、反对土豪劣绅侵吞救灾款、剿灭省内土匪为主，农民与地主虽时有冲突，但整个乡村，尚属平静。
    然而，当革命军向北挺进，大规模的农民运动紧随其后，革命之旗插到哪里，农民革命的风暴就横扫到那里。农民运动为北伐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农民在北军后方组织暴动，骚扰北军，为革命军运送物资、担任向导、侦察、募捐、供应粮食等等。但北伐并没有为农民带来直接的利益，相反，倒多受了一重的压迫。厘金几乎增加了一倍，商品价格暴涨，盐价急升，币制混乱，使农民生活雪上加霜。
    在1926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在广州举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刚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一职退下来的毛泽东，改任农民委员会委员，并担任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
    1926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全会，对农民问题，提出一个带有“收束”意味的口号：“全体农民起来反抗贪官污吏劣绅土豪，反抗军阀政府的苛税勒捐”。“全体农民”四字，可圈可点。除了“不耕种而拥有多数田地者”和“重利盘剥者”这两种人外，其他都属“全体农民”之列，都可以加入农民协会。乡绅并不都是劣绅，也有良绅。农民协会所扮演的角色，只是在地主与贫农之间，充当调停人，并规定农民武装不得超出自卫的范围，不能设有常备组织，甚至取消了1925年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口号。
    5月3日，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正式开学，招收学员327名，学习、训练四个多月，于9月中旬毕业。毛泽东的故乡湖南，是选送学员最多的省份之一（20名以上）；而广东这个革命策源地，反而学员最少（只有两名），因为前几届学生，均以广东的居多，现在他们都已在乡下闹革命了。当务之急，是把革命输送到那些还没闹起来的省份。
    1923年之前，毛泽东是湖南工人运动的领导者之一，1925年以后，他开始转而关注农民问题。毛泽东给学员们讲授《中国农民问题》，这门课足足讲了23个小时。他在为《农民问题丛刊》撰写的序言中提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如果不在农村彻底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特权，军阀和帝国主义势力，就不可能根本推倒。不改变农村的社会结构，北伐的军事胜利，也只能昙花一现。
    第六届农讲所开学时，北伐还没开始，9月结束时，北伐军已经打到武汉了。形势发展之快，超乎人们想象。318名接受过政治、军事训练的毕业学员，像水银泻地一样，流向四面八方。足迹所到之处，天地为之变色，山河为之动摇。古老、封闭的中国农村，开始感受到20世纪的震撼了。
    11月初，毛泽东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就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随即由毛泽东主持，制定了《目前农运计划》。规定农运发展应取集中的原则，选择集会结社自由较多、政治上较重要的铁路江河交通沿线地方，以及农民在经济上有特别痛苦，已有暴动或容易煽动的地区，作为发展重点。全国除粤省外，应集中在湘、鄂、赣、豫四省发展。而湖南则应集中在长沙、岳州、常德、衡州、宝庆五个府属发展。
    南方农民运动，在中共内部，以及联共（布）中央、共产国际之间，一直是争论焦点之一。目前中国农村，首先是农民问题，还是土地问题？是让农民自发没收土地，还是土地收归国有？莫衷一是，争辩不休，在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把“耕者有其田”，亦斥为左派幼稚病。
    中央要求：“在工农群众实际争斗中勿存幻想（如手工业工人过高要求，工人纠察队执行一部政权，实行耕地农有等），以防止我们过于向‘左’。如此才能够停止‘左’右倾之距离日远的危险，才能够弄好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才能够巩固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这是目前最重要的策略。”
    12月17日，毛泽东抵达长沙，带着中央“最重要的策略”，开始了考察湖南农民运动之行。当时湖南乡下的情况，与夏季相比，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暴力浪潮正席卷着四乡八镇。毛泽东对农村革命的理解，与中央相去无几，还停留在减租减息的层面上。12月20日，他在长沙幻灯场讲演时，对听众们说：“我们现在还不是打倒地主的时候，我们要让他一步，在国民革命中是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减少租额，减少利息，增加雇农工资的时候。”
    他保持着一种温和的立场与措词，但当他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情况之后，看法完全改变了。在乡下，他见识了什么是真正的“革命”，目击耳闻，令他热血沸腾。

    上海已成赤旗飘扬的天下

    滞留南昌的中央委员和国府委员，迟至3月7日，始陆续抵达武汉，参加3月10日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但蒋介石拒绝出席。
    这次会议，喊出“提高党权”、“反对军事独裁”、“打倒昏庸老朽”（指张静江）、“迎汪复职”的口号，对蒋介石一片谴责之声，把浔汉之争，提升到“实为个人属于党，与党属于个人之分歧点；亦即少数服从多数，抑多数屈服于少数之分歧点；而且是武力屈服于党，抑党屈服于武力之分歧点；并且是个人独裁制与民主集中制之分歧点”的高度，也即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高度。会议通过了《统一革命势力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条例案》、《对全体党员训令》等一系列决议案，矛头直指蒋介石。
    汉口的《民国日报》连篇累牍，发表题为《什么是反革命》、《还有些反革命啊》的系列文章，先后列举了53项反革命罪名，从助长军阀、勾结帝国主义、破坏工农运动，到自私自利、畏难苟安、委曲求全、好逸恶劳、行动暧昧、模棱两可，乃至感情冲动、骄傲自信、个人感情至上、抱家庭乡土宗族观念、党员不交党费、不参加会议，都属反革命行为。
    蒋介石也毫不示弱，立即展开对“革命”与“反革命”解释权的争夺。你说我是反革命，我说你才是反革命！要统一革命势力，就要统一到我这里！2月19日，他在南昌总部特别党部成立大会上，挥拳顿脚，慷慨陈词：“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反对我的革命，那我就革他的命。我只知道革命的意义就是这样，谁要反对我革命，谁就是反革命！”
    革命与反革命之争，不仅已分化成“我的革命”与“你的革命”，而且已泛化到每个人日常生活的每个细节之上，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无不可以与革命与反革命挂钩。用《大公报》的话来说，“不革命即是反革命，令人已无回翔余地。”
    现在，革命与反革命大决战的时刻到来了。
    按鲍罗廷的意思，最好立即与蒋介石宣战，把他彻底打倒，但2月7日他却忽然接到莫斯科电报，要求“第一，不要突出鲍罗廷，免得人们认为这场冲突是鲍罗廷和蒋介石之间为争夺影响而进行的斗争；第二，不要把事态发展到与蒋介石决裂的地步，以蒋介石完全服从国民政府为限。”要蒋介石服从国民政府，已经很难，还完全服从，岂不是说空话吗？鲍罗廷不禁为之气结，但又不敢不遵从。
    在二届三中全会上，唐生智、谭延闿都不赞成与蒋介石公开翻脸，最后，仅仅把蒋介石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军人部长和组织部长三个衔头拿掉，不让他进入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也不让他当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却依然保留了国军总司令的职务。
    当鲍罗廷在武汉积极准备与蒋介石摊牌之际，蒋介石也在加紧向东推进的步伐。
    1月8日，蒋介石任命张静江、周凤岐、蔡元培、韩宝华、陈其采、褚辅成、宣中华等11人为浙江临时政治会议委员，张为主席，由蔡代理，即在蒋氏家乡宁波成立。1月下旬，由江西入浙的东路军，在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的率领下，经上饶、玉山，一路势如破竹，进抵浙江常山。2月18日，第一军第一师薛岳所部占领杭州。由福建入浙的东路军，也斩关落锁，连克温州、永康。2月23日，何应钦与白崇禧在杭州会师。
    东路军锁定了下一个目标：上海。
    蒋介石决心进军上海，令鲍罗廷十分震惊。这意味着蒋介石根本不往他设好的陷阱里跳。他以“河南才是北方战局成败关键”为理由，强烈反对蒋介石进军江浙。“蒋介石会利用国民政府和中央来向上海和南京进军。”鲍罗廷后来在老布尔什维克协会会员大会上做中国政治形势报告时，以“使我们感到惊恐”来形容他当时的心情，“我们的策略应该是绕过上海，我们应该把自己的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北方和西方，不要重犯太平天国起义的错误，不要急于闯入上海。”
    但他的“策略”，并不为人们所接受。共产党也急于在蒋介石之前夺取上海。3月，当革命军逼近上海时，共产党领导上海八十万工人举行大暴动，策应革命军。在此之前，上海已经组织过两次武装暴动。
    第一次是1926年10月24日，中共上海区委决定和国民党中央驻沪特派员钮永建合作，组织联合暴动。虞洽卿也是积极的支持者。中共主张马上动手，纽永建不同意，他正游说当地北军归降，已略有眉目。10月24日凌晨，停靠在黄浦江上的军舰，突然打响几炮，这是暴动的信号。中共老党员郑超麟说：“海军开炮时，罗亦农（中共浙江区委书记）正在纽永建家里，纽永建听了炮声面色都变了，他知道是我们做的事情，怪我们预先不通知他。”
    然而，许多准备暴动的工人，却没听到炮声。一位工人说：“约好以炮声为信号，一齐出动，可是左等右等听不到炮响，直到下半夜两点钟，有人等得不耐烦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冲了出去，结果吃了亏，到天亮就失败了。”这种毫无章法的蛮干，不仅算不上“武装起义”，甚至连“军事行动”都算不上，只能称之为“骚动”。
    暴动失败后，由上海工商学界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市民自治运动。11月11、12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上海总工会、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各界妇女联合会等团体相继发表宣言，一致主张：划上海为特别市，实行上海市民自治；召集国民会议，解决国是，反对奉鲁军南下。14日，国民党苏、浙、皖三省党部、上海特别市党部发表联合宣言，主张还政于民，由人民组织省民会议或市民会议管理一切。同日，苏、浙、皖三省联合会宣告成立。“落雨哉，打烊哉，小八拉子自治哉！”
    中共一方面推动自治运动，一方面继续组织新的暴动。1927年2月22日，革命军占领杭州，前锋抵达嘉兴。2月23日，中共中央建立了由陈独秀为首的特别委员会，直接领导上海的工人武装起义。特委成员包括江浙区委、上海区委的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尹宽，中央委员彭述之、中央军委委员周恩来、共青团中央书记萧子璋。此外还专门建立了特别军委（由周恩来等五人组成）和特别宣委（由尹宽等五人组成）。郑超麟说：“暴动的准备是‘军委’的工作。‘军委’是秘密的组织系统，不仅对党外的人守秘密，而且对党内的人守秘密。那时中国共产党有三种组织：青年团，党和军委，一重比一重更加严格、认真。”
    上海总工会一声令下，三十六万上海工人举行了大罢工。“罢工从第一天起就具有总罢工的形式。第一天邮局、电车、公共汽车就停止工作，港口的所有轮船（中国的轮船和外国的轮船）都罢工了，港口的搬运工和工厂也罢工了”。
    上海防守司令李宝章，对罢工采取极残酷的镇压手段。一位当时在上海的苏联人记述了在街头所目睹的情形：“一个由法官组成的‘军事法庭’沿街巡行，前面走着一个拿着写满法律条文牌子的人。法官后面跟着两个手执利斧的人，这个流动法庭可以逮捕任何一个人，只要怀疑这个人或从他身上找到传单等，那就就地砍下他的脑袋，为了吓唬其他人还把他的脑袋放在乱子中挂起来示众。”在短短的三天罢工中，工人和学生，无辜被枪杀一百多人，被捕入狱的将近三百，而其他在暗中被杀被捕的，尤不可胜计。
    “对这种恐怖活动人们作出反应，纷纷叫喊要举行武装起义”。于是，罢工迅速转变为武装暴动。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急忙找到周恩来、瞿秋白、萧子璋了解情况，“他们也不能提供关于罢工的任何消息，因为他们自己也一无所知”。但这些苏联人已经激情澎湃地以为，今天的黄浦江，就是当年的涅瓦河，参加起义的海军军舰，就是阿芙乐尔号，只要一声炮响，工人占领冬宫的一幕，就会在上海重演。
    他们迫不及待地提出，上海的无产阶级有条件通过国家政权来真正保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并认为这一政权形式，很快就能为中国各大城市所接受。“我们认为完全有可能和有必要按照苏维埃制度建立起称之为‘人民代表会议’的政权。这个会议基本上采取苏维埃制度，应包括所有的反帝阶层。”起义者拟定了临时革命政府的组成名单，但在九个人当中，只有两名共产党人，真正发挥影响力的，是虞洽卿和纽永建。
    讵料，海军起义的计划泄露，2月22日晚，在来不及通知各区暴动工人的情况下，“建威”、“建康”两舰，提前炮击高昌庙兵工厂，打乱了整个暴动计划。各区工人纠察队失去统一指挥，加上革命军在上海郊区停止前进，致使工人陷于孤立，暴动再告失败。
    第二次起义失败后，中共立即准备第三次发动。在工人中间召开工人代表会，筹备选举市政委员，同时组织起五千人的工人纠察队。陈独秀提出，起义的发动，不能太早，必须一、上海已无驻兵；二、北伐军到松江后仍前进，或待至到龙华。彭述之大呼“太迟缓了”，最后陈独秀决定：一、松江下；二、苏州下；三、麦根路与北站兵向苏州退。“三条件有一个就决定发动。”
    3月6日晚，陈独秀与罗亦农匆匆赶到钮永建办公处，与纽永建、吴敬恒、杨杏佛等人会晤。对于北伐军在上海的胜利，大家都坚信不疑，但国民党担心共产党把上海的罢工与暴动，变成一场共产主义革命。无政府主义者出身的吴氏，认为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两百年尚嫌不足，否则急切轻挂招牌，只是赝品。
    陈独秀：“现在哪里行共产，行共产不是疯子么！”
    吴敬恒：“你定中国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是若干年？”
    陈独秀毫不迟疑：“二十年。”
    当初越飞对陈公博说过，苏联在六十年内能否实现共产主义，尚属疑问，陈独秀的信心，比越飞强多矣。吴敬恒不禁倒吸一口冷气：“若你们共产党急迫至此，未免取得国民党的生命太快了一点。”
    双方的思想、观点、立场，全然不同，虽然同坐在一间房子里，言必称同志，行必称盟友，但无异咫尺天涯。而上海大暴动，就是由这样一批各具怀抱的人，勉强凑在一起，共同策划着。
    上海市人民代表会筹备委员会亦同时向全市发布命令：“我上海市全体市民：北伐军将到上海，我市民急当起来，响应北伐军，消灭军阀残余势力，建立民众政权——国民政府指挥下之民选市政府。兹由本会全体常务委员会会议决定3月21日正午12时起，各界市民一致动作，宣布总同盟罢工、罢市、罢课，专特飞报，仰我全体市民一体遵照执行，不得迟延，此令。”上海总工会发布了“各业工人行动起来”行动纲领。总指挥部设在宝山路横浜桥南商务职工医院内。
    3月21日正午12时，停泊江中的轮船和全市的工厂，同时拉响汽笛，几十只系有铃当的鸽子，在各区腾空起飞。上海八十万市民总同盟罢工、罢市、罢课开始了！“一切工厂、商店、学校、轮船、火车和市内的一切电车、汽车、电报和电话都中断了……整个租界立即陷入死一般的寂静，租界内的工人群众和一部分店员均于一个小时前涌入华界，华界上的马路和广场都成为群众的集合地点”。
    由于上海已笼罩着改朝换代的空气，许多厂主、店主都主动关门停业，因此，罢工人数较前两次大增。下午1时半左右，南市区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激烈的巷战爆发了。工人纠察队以小南门救火会钟声为号，分三路包围淞沪警察厅，攻打第二区警察署和沉香阁路警察二区一分署，攻占南区街分署和铁路南站等。下午3时，各路工人纠察队、自卫团、海军起义人员在江南造船厂及高昌庙兵工厂前会师，包围驻厂的直鲁军，迫其全部缴械投降。
    而闸北的直鲁联军抵抗最顽强，出动大炮和装甲车，入夜仍然战况激烈，枪声通宵不止。陈独秀担心起义再次失利，在深夜时曾下令闸北的武装工人撤到大场，以避免不必要的牺牲。但他的命令没有被执行。
    3月22日天亮以后，工人纠察队向北洋军的最后据点北车站勇猛进攻。附近居民都把家中的棉被、麻袋、砖石、木板送给工人纠察队架设障碍物。各路队伍十几万人，有如浪奔潮涌，把车站团团围住，经过两天一夜的血战，暴动工人完全占领北站。
    当天，上海市民代表会议召开，宣布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成立，由钮永建、虞洽卿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董事王晓籁等19人，担任临时市政府委员（其中共产党员九人，工人代表一人，国民党及绅商代表共九人）。会议制定了《市政府组织条例（草案）》，规定全市最高权力机关为上海特别市市民代表会议，代表会议产生的政府隶属于国民政府。以淞沪商埠公署原管区域及原有租界为范围，上海特别市暂分为八个区。23日，推钮永建、白崇禧、杨杏佛、王晓籁、汪寿华五人为市临时政府常委。25日，武汉国民政府正式批准任命。
    对上海工人来说，占领上海，只完成了一半任务，另一半是建立工人政府，这个任务落空了。武汉急急忙忙批准新政府成立，其动机与迁都武汉一样，是想抢在蒋介石之前，造成一个既成事实，把他的去路堵上，逼他就范。至于这个政府是工人当家，还是商人当家，都不要紧，只要它拥护武汉政府就行。
    远东局预料，“在国民革命军抵达上海后，在这里必然会形成实际上两个政权的局面”，他们认为，“除了人民代表会议，不提供，至少形式上不提供建立第二政权的机会要有利的多”。蒋介石要来，也只能纳入人民代表会议。但这又是一厢情愿，蒋介石要在上海另立一个政府，根本无须别人提供机会，凭他手里的枪杆子就可以。
    3月21日，白崇禧驱师入城，兵不血刃，进驻上海华界。第一师薛岳驻守闸北，他的立场颇为左倾，对工人十分友好，上海一度成为赤旗飘扬的天下。3月23日，上海召开二十万人欢迎国民革命军大会。会场上，大人们挥舞旗帜高唱：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
    除军阀！除军阀！
    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
    齐欢唱！齐欢唱！
    小孩子们则蹦蹦跳跳，跟在大人的后面唱：
    大饼油条！大饼油条！
    脆麻花！脆麻花！
    两只铜板一枚！两只铜板一枚！
    刮刮叫！刮刮叫！
    “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这句话，他们今天算是亲身体会到了。同一天，南京的北军主动撤走，东路军第六军与第二军第四师同样不费一枪一弹，施施然进驻南京。当时东路军一位军人自豪地写道：“革命军在一般人民心目中的声光与钦仰，简直不可以形容，尤其是第一军。当时所谓五皮主义——大约是皮包、皮带、皮靴、皮鞭、皮绑腿。青年军人更是一般美丽女孩子们追求的对象。”
    然而，处在权力高层的人们，感受就完全不同了。3月28日，李宗仁到了上海，他所目睹：“全市群众运动悉为共产党所操纵。工会拥有武装纠察队千余人，终日游行示威，全市骚然，稍不如意，便聚众要挟，动辄数万人，情势汹汹，不可终日。”这种场景，令李宗仁大感震骇，蒋介石也“认为上海情形已无法收拾”，面色沮丧地连呼：“我不干了，我不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