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927·谁主沉浮》：第一章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二）

发哥

鲍罗廷携巨资登场

    中共三大召开期间，孙文正在东江督师，与陈炯明作战，根本无暇顾及国民党改组之事。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毛泽东等跨党的中共党人，曾联名写信给孙文，劝他在民众中开展广泛的政治宣传，不要效法封建军阀，一味依靠武力夺取地盘。建议他“离开广州前往舆论的中心地上海”。
    到那里去召开国民会议（如先生在“五权宪法”中所阐述，而不只限于群众游行）。这样，一支解决全国问题的集中的军队便能建立起来，一支国民革命的集中的军队便能建立起来。
    但孙文对马林说，他准备一鼓作气打败北洋军阀，然后坐飞机到北京建立一个“好政府”。这才是国民党的当务之急。
    这年夏天，北京政局剧变，直系发动政变，把总统黎元洪赶了下台。直系首领曹锟为了给自己当总统铺路，开始密谋与孙文和解。孙文亦投桃报李，表示可以令北方各省的国民党停止军事行动，甚至有条件地不反对曹锟当总统，并指定孙洪伊、徐谦二人专门负责联直工作，而汪精卫则继续在东北和浙江一带奔走，联奉、联皖工作。
    孙文和他的忠实追随者都是广东人，但他们对广东却没有什么特别的留恋。据马林的观察，廖仲恺“他希望孙中山在南方失利（这样就可以更多地关注北方了），而胡汉民则认为，控制广东对整个事业没有什么价值。”马林也曾问过汪精卫，他这样斡旋于天津、奉天和杭州之间履行外交使命难道不感到厌倦，再者他的奔忙又有什么用处？汪精卫回答说：“我自己也不知道。”——马林感叹地说：“这三位国民党的要员只爱干，因为他们唯孙中山之命是听。”
    中共对孙文热衷于与北方军阀联络，也深感不满。他们写信给孙文说：“直系是我党的敌人，这是很清楚的。但是我们不能屈从于段（祺瑞）和黎元洪。再者，我们不能沿袭封建军阀用武力夺取政权攻占地盘的同样的方针。这会给人们造成我们与军阀是一脉相承的印象。用旧方法旧军队去建立新中国不仅不合逻辑，而且在实践中也绝对行不通。”
    7月11日，陈独秀在《向导》周报连续发表文章，措词冷峻，警告孙文“断不可徘徊依违于军阀之间而终无所成，徒然失去国民之希望与同情”。同时又质问，如果孙文可以和曹锟携手，那岂不是与陈炯明、沈鸿英走到同一条道路了？为什么孙文可以联曹，陈炯明、沈鸿英联曹便罪该万死？
    面对陈独秀的公开批评，孙文大动肝火，在马林面前发了一通脾气：“像陈独秀那样在他的周报上批评国民党的事再也不许发生。如果他的批评里有支持一个比国民党更好的第三个党的语气，我一定开除他。如果我能自由地把共产党人开除出国民党，我就可以不接受财政援助。”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我用不着苏俄的财政援助，我一定开除共产党人。当他发脾气的时候，廖仲恺、胡汉民都悄悄地溜开了。
    马林解释说：有几篇批评国民党消极被动的文章是出自他的手笔。他还说，援助问题与共产党人能否留在国民党内毫无关系。但孙文当着马林的面，多次厉声训斥：“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以至于马林强烈地感到：孙文更希望留在广东，而不乐意与他们（中共党人）接近。
    中共中央委员彭述之后来指出：“孙（文）的解释是清清楚楚的：他所需要的一切就是俄国的‘同情’，即苏联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这就表明了他准备随时把陈独秀的中共撵出去。因而，这就预示了蒋介石和汪精卫后来采取的清党措施。”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手握动摇山河之笔，胸怀改天换地之志，是万千青年崇拜的偶像，在党内一向以老头子自居，评论同志时，常把“这孩儿不错”、“那孩儿还行”挂在嘴边，动辄拍桌子、摔茶杯，如今要他在孙文面前低声下气，如何受得了？孙文生陈独秀的气，陈独秀也生孙文的气。双方立场，如是悬殊，合作之中，各有打算。要走好钢丝，岂是容易的事情。马林泄气地承认，他对孙文已经“毫无办法”。
    陈独秀不屑于长久寄人篱下，7月19日晚上，中央开会，作了两点决定：一、以后对国民党的批评，措词要温和一点；二、为了避免和国民党搞僵关系，中央撤离广州。既然合作不愉快，不如“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算了。
    马林原打算在广州长住下去，事到如此，也只得长叹一声“不如归去”了。会后陈独秀等人便收拾行装，有如飞鸟投林一般，纷纷回到他们熟悉的上海去了。
    孙文一向当中共不过是“自以为是的少年学生”，小小波澜，并没有导致孙文和陈独秀公开翻脸，联俄政策也未受影响。但马林费尽心思，任务仍未能圆满完成，只好奉命卷了铺盖，意兴阑珊，踏上归途，结束了短短两年的在华使命。他不是无能，只是欠缺了一点时也运也，以致心在天山，身老沧洲。
    马林前脚刚走，由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加伦率领的“驻广东代表团”，便在秋高气爽的10月，抵达穗垣。苏俄政府驻中国全权代表加拉罕热情洋溢地向孙文推荐说：“请您不仅把鲍罗廷同志看做是政府的代表，而且也把他看做是我个人的代表，您可以像同我谈话一样，坦率地同他交谈。”尤其重要的是，用陈独秀的话来说，鲍罗廷的皮包里，带有“苏俄对国民党巨量物质的帮助”。“巨量”二字，足以鼓舞人心。
    “指导中国革命”的接力棒，至此，由马林传到了鲍罗廷手里。
    鲍罗廷，祖籍犹太人，年轻时即加入布尔什维克派，开始地下工作。曾在美国波士顿和芝加哥生活，创办《美国工人》杂志，协助建立墨西哥共产党，1922年在英国被捕下狱，出狱后即由莫斯科赴广州。加伦本名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留赫尔，1890年生于俄罗斯雅罗斯拉夫省一个贫苦农家，只读过几年书，便到彼得堡当工人，1921年任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总司令，翌年任军长。
    斯大林让鲍罗廷担任孙文的政治顾问，并责成他：一、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不要迷恋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二、与苏联驻北京全权代表协调工作；三、定期向莫斯科汇报工作。其中没有一项是关于中共的。
    直到很多年以后，斯大林仍觉得，中共不是一个正统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没有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既然如此，从现实的角度考虑，当然投资在人多势众的国民党身上，比较划算了。
    途经上海时，鲍罗廷与陈独秀见了一面。陈独秀对国共合作，还是想玉成其事。既然开了头，就让它结个善果。
    事实证明，鲍罗廷的操作能力，比马林高明多多。他到广州后，没有喋喋不休地劝孙文放弃军事，一心一意搞政治宣传，而是立即陪同孙文视察东江前线，很认真地倾听孙文的军事计划，尽管他内心觉得这些计划大都是纸上谈兵。在惠州前线，他躬蹈矢石，亲自布置飞鹅岭炮兵阵地，轰击敌阵。孙文对这个于硝烟之中毫无惧色的俄国犹太人，顿生好感，回到广州后即聘他为国民党组织训练员。
    孙文与鲍罗廷深谈几次之后，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对他的见解更是钦佩之至，衷心叹服：“观之俄国，吾人殊有愧色！俄国革命六年，其成绩既如此伟大；吾国革命十二年，成绩无甚可述。故此后欲以党治国，应效法俄人。”鲍罗廷的一言之辩，胜于九鼎之宝，才几天时间，就把马林办了两年都没办成的事情，轻易办妥了。
    自从认识鲍罗廷后，孙文在各种场合，开始大谈党治——先由党造出一个国来，然后将党放在国之上，完全实行党治，党外不再有他党。这种观念，已深深在孙文的脑子里扎根了。
    鲍罗廷履任之际，孙文的密使，正在赶赴洛阳途中。尽管孙文痛斥陈炯明勾结吴佩孚，但他自己亦未尝不抱与洛吴和解的希望。
    当年，陈炯明与吴佩孚联络，是破坏孙文的武力统一大计的罪证；现在，孙文与吴佩孚联络，则是孙文从未放弃和平统一的努力的证明。然洛吴态度鲜明，一口拒绝。吴佩孚声称，他的政治是一种道德，孙的政治是一种技术，二者在根本观念上，相距甚远，故无合作的空间。讵料，话音未落，北京发生曹锟贿选总统丑闻，吴佩孚的“政治道德”，被他的恩师曹锟一朝丧尽。全国声讨的浪潮，有如百川沸腾，孙文也连下两令，声罪致讨。孙文与直系的关系，至此彻底断绝。
    孙文继续加紧与反吴的段祺瑞、张作霖联络。汪精卫作为使者，奔走于天津与东北之间，向段、张转达孙文建议，军事方面，由南方政府下令讨伐直系军阀，广东出兵北伐，牵制长江以南的直系军队，而奉军由东北直捣北京，以收南北夹击之效。政治方面，在打倒直系以后，召开国民大会，解决国家统一和建设问题。
    当时舆论普遍认为，孙文最终不是陈炯明对手，他无钱、无粮、无兵、无民心，可以说，无任何筹码。他的处境，已是孤篷漏舟，滩高水急，恶浪滔天，危在旦夕，但说话的语气，却永远是胸有成竹，决胜千里。这就是他“大”的性格特征，即使失败，也只是因为知音乏人，弦断无人听之故。
    这时，陈炯明正对广州发动自孙、陈决裂以来最大规模的反攻。“有一分钱，打一分仗”的滇桂军，毫无斗志，不听号令，一触即溃，全线解体。11月13日，孙文在石龙被潮水般的溃兵裹挟着，狼狈退回广州，一千七百年前刘备败走新野一幕，竟在石龙重演。孙文誓言与广州城同生死，他要求广州市民有钱出钱，尽力输将军饷，“军饷有着，不忧无法反攻。”最令广州人心惊的，是最后一句：“苟市民仍不输将，则吾辈亦不患无法令其出钱。”
    粤军兵分四路，迤逦追赶，掩杀过来，从石龙一口气打到广州石牌、龙眼洞、瘦狗岭，省城眼看已成其囊中之物。
    11月18日，城东浓烟滚滚，炮声隆隆。元帅府的人纷纷收拾细软，商议往哪里跑为好。孙文和鲍罗廷匆匆见面，讨论他的流亡问题。孙文希望到苏联政治避难，请鲍罗廷替他安排。鲍罗廷说，到莫斯科避难，当然没有问题，但事态还没到完全绝望的时候。
    粤军由于一路追奔逐北，势如摧枯拉朽，便萌生了轻敌之心，在石龙时已感到弹药不继，以为取广州如食生菜，便继续穷追不舍。讵料，这时一支豫军和湘军突然赶到，滇桂军的散兵游勇也重新纠合，全力反扑。粤军弹援两绝，生菜没吃成，十万军声半夜潮，最终在离省城只有一步之遥的地方，化作千堆雪。
    广州警报解除，转危为安，孙文惊出了一身冷汗。经此一役，鲍罗廷觉得，孙文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开明的古波斯总督”，谈不上是什么革命者，“党同党员没有任何联系，没有在他们当中散发书刊，没有举行会议，没有说明在各个战线上的斗争目标，特别是同陈炯明的斗争目标。”孙文也不看报纸，所有时间都花在和无数的将军谈话上。
    但事实并非如此。陈炯明的四路进攻甫被击退，孙文便召见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邹鲁，委派他筹办国立广东大学，合并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和农业学校，改组为国立广东大学，即中山大学的前身。置身于危桥断崖之上，刚刚才逃过流亡一劫的孙文，马上便从容商议举办大学，不能不令人佩服他超凡的意志。

    法统谢幕，党统登场

    “法统”，曾经是罩在民国头上的一道光环。中国数千年的政治，为宗法专制，求治之本，在于君明臣良，故人存而政举，人亡而政息。直到晚清，由于受西方列强影响，始有效法自强的立宪运动。辛亥革命后，确立“主权属于全体国民”的共和政制，公布“约法”，成立国会，制订宪法草案，人们终于看到了，中国向以代议、宪政、法治为立国之本的现代国家转型的一线曙光。
    但其后发生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一系列变故，国会解散，战火重燃，制宪变成了一项烂尾工程。段祺瑞平定复辟后，自称“再造共和”，以旧国会已被解散，原有法统已不再存在为由，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重新召集国会。孙文乃于1917年率领国会议员和海军南下，在广州成立护法政府，以捍卫民国法统为号召。广东、广西、湖南、云南、贵州、江西等西南各省的地方军阀，起而响应，在南方开辟了一片天地。
    孙文尝言：“君主专政之气在北，共和立宪之风在南”，对南方护法，国人有厚望焉。可惜，南方护法，并不以法律为武器，而是依靠金钱与武力。南方的军政府与非常国会，本身都不是合法程序的产物，军队也大都靠行贿拼凑起来，与雇佣无异。而武力北伐，更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客观上破坏了中华民国的统一。如果说共和立宪之风，北方甚至比南方还略胜一筹，至少还保留着共和立宪的框架。
    孙文在1918年辞大元帅职时抱怨：“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但不肯俯首于法律之下的，又岂止一二地方军阀？护法战争整整打了七年，历千辛万苦，枪林弹雨，造成地方元气荡然，人民财产损失、生命损失，直接与间接，不可胜算。然到头来，竟落了个“北方非法尚有法，南方护法而无法”的讥评。
    在共和国家，任何个人与政党，都无权随意改变游戏规则，哪怕是以人民利益、国家利益之类的道德名义。修改游戏规则，须循合法程序，不能以一个更大的非法去纠正另一个非法，否则，民主的游戏就玩不下去了。
    早在1921年孙文在广州组织军政府时，对护法已经心灰意冷，他曾坦言：“此次军政府回粤，其责任固在继续护法，但予观察现在大势，护法断断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他已决心放弃护法这面旗帜。
    然而，护法——保护民主宪政——是南方政府合法性的唯一基础，一旦放弃，孙文怎么解释他的政府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呢？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革命”。革命具有至高无上的威权，可以打破一切常规。宪法政府是有限政府，而革命政府是无限政府。孙文需要的是一个无限政府。他向人们宣示，他已掌握了“革命真理”，他所从事的是“革命”。只有革命才能彻底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
    后来从军阀变成革命者的冯玉祥有这样的评述：
    有人骂孙中山先生，说“孙中山真是有点革命的癖，无论是到什么地方，就是要革命，若是他的儿子孙科做了大总统，他也要革命的。”在他人以为这是骂孙先生，其实孙先生的伟大正是在此，一个革命者，只要看见统治者不对，就得革命，无论他是亲戚也好，长官也好，站在民众的意义上，这些个人私情一概都顾不得。
    个人私情固然是顾不得的，国家法统也顾不得。纵观民国初年，国民党从宋教仁组党，到“二次革命”，到讨袁护国，到西南护法，始终在“宪政民主合法性”与“革命真理合法性”这二极之间摇摆，而最终倒向了后者。
    国民党一全大会之后，“世界革命”、“阶级革命”、“国民革命”这些名词，便如风雨雷电，铺天盖地而来，瞬间从革命者的演讲台，深入到每个平头百姓的饭桌与床笫之间了。一位革命者振臂高呼：“革命！怎样一个好听的名词！怎样使我的热血沸腾着呵！”
    以“革命者来”为号召的黄埔军校，开张之日，孙文训示学生：“你们决不是为升官发财而来的，你们的责任便是革命。现在，我把这个革命的责任，交给你们。”军校不是政府办的，是国民党办的，是党的军校，一切建制章程，照抄苏联红军，连“支部建在连上”，也照葫芦画瓢，在军队中建立党代表制度。
    孙文任命廖仲恺为国民党驻校党代表，按党代表制规定，校长或各行政长官的命令，没有同级党代表的副署，不能生效。因此，国民革命军是“党军”，而非“陈家军”、“李家军”，亦非“政府军”，更非“国军”。这是革命军与其他一切旧式军队最根本的不同。
    革命造就了一个五光十色的舞台，活跃在舞台中心的革命者形象，是怎么样的呢？有人给他们勾画了一幅素描：
    一个穿中山装的雄赳赳的青年，不可向迩地直率并且激烈，铁面无私地纠弹这个，打倒那个，苦口婆心地这里演说，那里致辞，席不暇暖地上午开会，下午游行，拿的薪水总是只够糊口，交游的人总是面有菜色，居住的房子总是只看见标语不看见墙壁，他们的行踪总是马策刀环游移不定。
    这些人可能是共产党，可能是国民党，可能是青年党，也可能什么都不是。尽管用今天的眼光看，充满喜剧色彩，但在当时，“革命”一词，简直成了一道魔咒，普天之下，芸芸众生，只分成两种人，一种是革命的，一种是反革命的，没有中间道路可走，不革命就是反革命。蒋介石说：“古人云：‘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余更续数语曰：‘不为信徒，便为叛逆。’更进一言曰：‘不为同志，便为寇仇’。”这种二分法的逻辑，在其后数十年的政治生活中，被发挥到了极致。
    谁敢对革命发出一句非议与质疑，谁就是反革命，就要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能翻身。
    一名广东大学的法科学生，被鲍罗廷指为“反革命”，要求学校当局开除其学籍。校长邹鲁问有什么反革命证据，鲍罗廷笑言：“使数人证其某种言论、某种行为便已足，或使人挑其打斗便有罪，何必真凭实据。”
    青年学生们不断鼓动风潮，“踢开老师闹革命”。国民党中执会青年部下的一间平民学校，学生们打破一切规章制度，自编教科书，自由选择老师。整个教育界为之震动，教师们惶惶不可终日。不久，公医大学发生驱逐教员事件，引起满城争议。孙文不得不亲自到青年部，劝告各校学生代表：“学生应在教育章则中自由，不应该有择师的自由，否则无人敢任你们的师长了。”
    老师们为了自保，唯一办法，就是证明自己也是革命的，那些想打倒他们的人，才是反革命。“反革命”这个时髦词汇，很快成了比偷讹拐骗、吸食鸦片还可恶的罪名，在人们头上飞来飞去，作为攻击他人的利器。据后人考证，“‘反革命’一词源自苏俄布尔什维克的谴责性语言。1920年代使用该词最早也最频的是中国共产党。”
    维经斯基曾经向中共中央提出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什么是反革命吗？”
    陈独秀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们大家都认为反对我们策略的人就是反革命。”
    这令国民党深感苦恼。共产党人批评国民党，从没人说他们“反国”，但国民党一批评共产党，就是“反共”、“右派”、“反革命”。“自从共产党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动辄拿‘革命’和‘反革命’字样劫持中国国民党员，强使接受共产党所定的一切口号。一般党员为力避‘反革命’嫌疑计，不论何种问题，总要以最革命自居，而以‘反革命’为大戒。”
    其实，这种现象，何止在国民党党内如此，即在共产党党内，又何尝不是。“革命”这个词一旦被赋予巨大的杀伤力之后，国共两党都在争夺对它的解释权，这也是贯穿整个大革命时代，国共斗争的重点之一。
    由于党内纷争激烈，孙文心烦意乱，一气之下，7月11日成立了一个中央政治委员会，掌管重大决策和人事任免权。孙文自任主席，聘鲍罗廷为高等顾问，派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谭平山（后由瞿秋白代）、伍朝枢、邵元冲为委员。这些委员，基本上，都是赞成容共的，至少在目前是中立的。在中执会、监委会之外，另设一个政治委员会，机构上叠床架屋，其用意则彰彰明甚，孙文希望绕过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事。
    8月，国民党中执会在广州召开全体会议。因邓泽如、张继、谢持提出了弹劾案，共产党问题，成为重要议题。
    排共派不敢公然反对容共政策，便围绕着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党团活动做文章。会议吵吵闹闹开了几天，胡汉民仍持调和态度，他说：“综核现在党内纠纷情形，其实有三派，甲，认为共产派合作有害；乙，认为共产派合作有益；丙，认为共产派跨党无害，但有秘密党团作用则有害。如果能使这个秘密公开，则党团作用自可消除。”他提请大家注意，“共产党和共产党员不同，共产党员为共产党守秘密是当然的。只有本党直接与第三国际从联络方面来协商，彼此才不致误会，无所容其秘密了。”
    孙文大发脾气，宣布要开除冯自由出党。他警告说：“如果在全会以后还有同志说不了解我的主义，再无端挑起是非，我们就将采取对冯自由一样的方法来对待他们。”张继见孙文生气时，两眼发红，久久不退，内心不觉怆然，再也不敢争辩了。
    会议通过了《关于要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的决议案》、《关于国民党与国际革命运动之联络问题的决议案》。该议案决定，成立一个国际联络部，和共产国际直接搭线，以解纠纷。鲍罗廷非常欣赏这个提议，还亲自为它取名为“国际联络委员会”。
    然而，这个联络部却成了镜子里的猪八戒，里外不是人。国民党认为，连堂堂中央执行委员会都解决不了的纠纷，一个“联络部”，又怎么解决得了？而共产党却觉得好像一个晴天霹雳，从此国民党有了直接干预中共内部事务的渠道。
    陈独秀怒不可遏，这是中共还要不要独立与权力的严重问题。陈独秀马上召集中央开会，作出决定，拒绝接受国民党中央全会的决议，坚决抵制鲍罗廷的妥协政策。
    国共两党的对立，不仅没有缓和，而且更趋严重、尖锐。陈独秀给维经斯基写信，痛责“鲍罗廷同志上了孙中山等人的圈套”。“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绝对不同意这个（建立联络部）的建议”。孙文的中立态度，目的在于把共产党置于国民党领导之下，或至少使中国共产党对它开放。但由于中共的强烈抵制，这个联络委员会，最后无疾而终。
    国民党自称是“唯一的革命政党”，党权高于一切，革命专政就是一党专政。这时的党，岂止建在连上，也建在学校上，建在市上，建在国上。孙文致力于用三民主义去“统一全国人民思想”，等到全国民众都信奉一个主义时，统一中国可矣。他说：“用这个主义去统一全国人民的心理。到了全国人民的心理都被本党统一了，本党自然可以统一全国。”
    从1913年中华革命党成立时，以打指模、宣誓形式，确立“革命党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为党纪，到国民党改组后，“一切权力属于党”、“用主义去统一全国人民心理”，可以清楚看到，国民党的治国理念，已经从宋教仁时代的英美式政党政治，向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转变。“党治”、“党化”之类的名词，遂在各种报章杂志、大会小会上，万口一谈，大轰大嗡，震耳欲聋。黄埔校军是“党军”，中山大学被称为“党化大学”，广州市甚至有“党市”之称，而这些称号，在当时都代表着无上的光荣。
    学者李剑农慨叹：
    此后政治中所争的将由“法”的问题变为“党”的问题了；从前是约法无上，此后为党权无上；从前谈法理，此后将谈党纪；从前谈“护法”，此后将谈“护党”；从前争“法统”，此后将争“党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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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政治中所争的将由“法”的问题变为“党”的问题了；从前是约法无上，此后为党权无上；从前谈法理，此后将谈党纪；从前谈“护法”，此后将谈“护党”；从前争“法统”，此后将争“党统”...

中国是孙中山没打好底？  

还是什么样的土壤长什么庄稼!？

马骝

蛮好看的野（？）史嘛，至少比一面倒的所谓历史考证好看。

拙林

马骝: 蛮好看的野（？）史嘛，至少比一面倒的所谓历史考证好看。

你确定这不是“一面倒的历史考证”？

有时候是写作方法问题，是不是一边倒要看在谁眼里。 （最近抬杠成了习惯，MGG别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