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 《鲁迅之死》

发哥

                    
                                      　　民廿五年十月十九日鲁迅死于上海。时我在纽约，第二天见Herald－Tribune电信，惊愕之下，相与告友，友亦惊愕。若说悲悼，恐又不必，盖非所以悼鲁迅也。鲁迅不怕死，何为以死悼之？夫人生在世，所为何事？碌碌终日，而一旦暝目，所可传者极渺。若投石击水，皱起一池春水，及其波静浪过，复平如镜，了无痕迹。唯圣贤传言，豪杰传事，然究其可传之事之言，亦不过圣贤豪杰所言所为之万一。孔子喋喋千万言，所传亦不过《论语》二三万言而已。始皇并六国，统天下，焚书坑儒，筑长城，造阿房，登泰山，游会稽，问仙求神，立碑刻石，固亦欲创万世之业，流传千古。然帝王之业中堕，长生之乐不到，阿房焚于楚汉，金人毁于董卓，碑石亦已一字不存，所存一长城旧规而已。鲁迅投鞭击长流，而长流之波复兴，其影响所及，翕然有当于人心，鲁迅见而喜，斯亦足矣。宇宙之大，沧海之宽，起伏之机甚微，影响所及，何可较量，复何必较量？鲁迅来，忽然而言，既毕其所言而去，斯亦足矣。鲁迅常谓文人写作，固不在藏诸名山，此语甚当。处今日之世，说今日之言，目所见，耳所闻，心所思，情所动，纵笔书之而罄其胸中，是以使鲁迅复生于后世，目所见后世之人，耳所闻后世之事，亦必不为今日之言。鲁迅既生于今世，既说今世之言，所言有为而发，斯足矣。后世之人好其言，听之；不好其言，亦听之。或今人所好之言在此，后人所好在彼，鲁迅不能知，吾亦不能知。后世或好其言而实厚诬鲁迅，或不好其言而实深为所动，继鲁迅而来，激成大波，是文海之波涛起伏，其机甚微，非鲁迅所能知，亦非吾所能知。但波使涛之前仆后起，循环起伏，不归沉寂，便是生命，便是长生，复奚较此波长波短耶？

　　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我请鲁迅至厦门大学，遭同事摆布追逐，至三易其厨，吾尝见鲁迅开罐头在火酒炉上以火腿煮水度日，是吾失地主之谊，而鲁迅对我绝无怨言是鲁迅之知我。《人世间》出，左派不谅吾之文学见解，吾亦不愿牺牲吾之见解以阿附初闻鸦叫自为得道之左派，鲁迅不乐，我亦无可如何。鲁迅诚老而愈辣，而吾则向慕儒家之明性达理，鲁迅党见愈深，我愈不知党见为何物，宜其刺刺不相入也。然吾私心终以长辈事之，至于小人之捕风捉影挑拨离间，早已置之度外矣。

　　鲁迅与其称为文人，不如号为战士。战士者何？顶盔披甲，持矛把盾交锋以为乐。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中，此鲁迅之一副活形也。德国诗人海涅语人曰，我死时，棺中放一剑，勿放笔。是足以语鲁迅。

　　鲁迅所持非丈二长矛，亦非青龙大刀，乃炼钢宝剑，名宇宙锋。是剑也，斩石如棉，其锋不挫，刺人杀狗，骨骼尽解。于是鲁迅把玩不释，以为嬉乐，东砍西刨，情不自已，与绍兴学童得一把洋刀戏刻书案情形，正复相同，故鲁迅有时或类鲁智深。故鲁迅所杀，猛士劲敌有之，僧丐无赖，鸡狗牛蛇亦有之。鲁迅终不以天下英雄死尽，宝剑无用武之地而悲。路见疯犬、癞犬、及守家犬，挥剑一砍，提狗头归，而饮绍兴，名为下酒。此又鲁迅之一副活形也。

　　然鲁迅亦有一副大心肠。狗头煮熟，饮酒烂醉，鲁迅乃独坐灯下而兴叹。此一叹也，无以名之。无名火发，无名叹兴，乃叹天地，叹圣贤，叹豪杰，叹司阍，叹佣妇，叹书贾，叹果商，叹黠者、狡者、愚者、拙者、直谅者、乡愚者；叹生人、熟人、雅人、俗人、尴尬人、盘缠人、累赘人、无生趣人、死不开交人，叹穷鬼、饿鬼、色鬼、谗鬼、牵钻鬼、串熟鬼、邋遢鬼、白蒙鬼、摸索鬼、豆腐羹饭鬼、青胖大头鬼。于是鲁迅复饮，俄而额筋浮胀，睚眦欲裂，须发尽竖；灵感至，筋更浮，眦更裂，须更竖，乃磨砚濡毫，呵的一声狂笑，复持宝剑，以刺世人。火发不已，叹兴不已，于是鲁迅肠伤，胃伤，肝伤，肺伤，血管伤，而鲁迅不起，呜呼，鲁迅以是不起。

　　廿六年十一月廿二于纽约

拙林

不知鲁迅是如何写林语堂的。

瘦舟

谢发兄贴妙文，头一次读到。林语堂对鲁迅的描述颇有几分神似。

SevenStar

拙林: 不知鲁迅是如何写林语堂的。

两人之间故事不少，有兴趣可以网上搜索。

发哥

SevenStar: 两人之间故事不少，有兴趣可以网上搜索。

据说两人是因为一床蚊帐而反目的。。。笑死人了，文人相争，至死不渝。我现在很理解能从先帝打到这里的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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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肺结核不治而亡。在鲁迅逝世的第四天后，林语堂写了这样的文字：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
　　但鲁迅曾在《天生蛮性》一文里写道：“辜鸿铭先生赞小脚；郑孝胥先生讲王道；林语堂先生谈性灵。”辜鸿铭是前清遗老，郑孝胥是伪满总理，把林语堂和他们相提并论，看来鲁迅对林语堂多少都是有些意见的。
　　鲁迅和林语堂究竟有着怎样的隔阂呢？鲁迅与林语堂是因为一床蚊帐而绝交的。说两人曾同住在上海北四川路横滨桥附近时，一次鲁迅不小心把烟头扔在了林语堂的帐门下，把林语堂的蚊帐烧掉了一角，林语堂心里十分不悦，厉声责怪了鲁迅。鲁迅觉得林语堂小题大做，因为一床蚊帐这么大火气，未免太伤人了，便还回敬说一床蚊帐不过五块钱，烧了又怎么样，两人就这样争吵了起来。
　　原委真的有这么简单吗？恐怕并非如此吧。两人一位是国内外享有声誉的“幽默大师”，一位是举世公认的“左翼文坛之雄”，应该不会为了一床小蚊帐伤了和气，说出去实在让人难以信服，那么究竟是竟然为了什么以至两人产生隔阂呢？
　　林语堂和鲁迅近十年的革命友谊出现裂缝，大约是在《论语》大获成功的时候。
　　林语堂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 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当时北大的教授就已形成两派，一派是周氏兄弟为首，另一派以胡适为代表。
　　1924年11月，《语丝》创刊，鲁迅和周作人做了语丝派的首领。长期撰稿人除鲁迅外，尚有周作人、林语堂、俞平伯、冯文炳、川岛等，钱玄同、胡适、顾颉刚、徐志摩、孙伏园等也在该刊上发表过不少文字。而胡适则在办《现代评论》。《现代评论》是一部分曾经留学欧美的大学教授创办的同人刊物，署“现代评论社”编，实际由陈源、徐志摩等编辑，现代评论社出版发行，主要撰稿人有王世杰、高一涵、胡适、陈源、徐志摩、唐有壬等，出至1928年12月29日终刊，一共出版209期，另外有三期增刊。
　　1925年12月5日和6日，鲁迅两次主动地给林语堂写了两封信，向林语堂约稿，鲁迅当时参加了语丝社，又领导着莽原社。这便是鲁迅与林语堂“相得”的开始。林语堂，成了《语丝》最得力的撰稿人之一。林语堂比鲁迅小14岁，能与鲁迅同期在北京大学任教，加上又特别地活跃，不仅大量撰稿，放谈政治，而且亲身参加了“首都革命”的政治斗争，也很是令人注目。林语堂虽与胡适也有着不浅的交情，但他还在站在了鲁迅的一边，可见当时林语堂对鲁迅是敬重且视其为好的盟友的。
　　后来，两人都避居上海，专门以写作为生，原以为交往会越来越深厚，却没料到彼此之间萌发的不是情谊，却是矛盾。林语堂和鲁迅手中握的虽然都是笔，其走向却不一样了。但真正把喜怒流于脸面的却是一件小事。
　　1929年8月28日，“南云楼风波”使得鲁迅与林语堂因误会而疏远了。据鲁迅日记：“二十八日……晚霁。小峰来，并送来纸版，由达夫、矛尘作证，计算收回费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同赴南云楼晚餐。席上又有杨骚、语堂及夫人、衣萍、曙天，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
　　四十年后林语堂作《忆鲁迅》一文，回忆此事说：“有一回，我几乎跟他闹翻了。事情是小之又小。是鲁迅神经过敏所至。那时有一位青年作家，……他是大不满于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说他对作者欠帐不还等等。他自己要好好的做。我也说了附合的话，不想鲁迅疑心我在说他。……他是多心，我是无猜。两人对视像一对雄鸡一样，对了足足两分钟。幸亏郁达夫作和事佬。几位在座女人都觉得‘无趣’。这样一场小风波，也就安然流过了。”
　　“和事佬”郁达夫则在《回忆鲁迅》中，对此事很明确地表示是“因误解而起正面的冲突”。并作结论说：“这事当然是两方面的误解，后来鲁迅原也明白了，他和语堂之间是有过一次和解的。”
　　破了的镜子即使能再重圆，中间也是会有痕迹的。林语堂“幽默大师”的名声越来越响，而且林语堂对自己的文艺观点确信不疑，声称“欲据牛角尖负隅以终身”（林语堂《行素集·序》），而鲁迅却认为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是没有幽默可言的，“只要我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对林语堂，鲁迅也认为“以我的微力，是拉他不来的”，开始对林语堂进行批判，先后写了《骂杀和捧杀》、《读书忌》、《病后杂谈》、《论俗人应避雅人》、《隐士》等，而林语堂则写了《作文与作人》、《我不敢再游杭》、《今文八弊》等文章来回敬。
　　后来，另有有一次饭局，几个广东籍作家兀自讲粤语，林语堂则故意讲一口流利的洋泾滨英语逗趣。鲁迅听了，却厉声道：“你是什么东西！难道想用英语来压中国的同胞吗？”弄得林语堂很尴尬，甚是无趣。
　　鲁迅还曾写信劝林语堂别搞小品了，多翻译些英文名著。林语堂回信说“等老了再说”。鲁迅后来给曹聚仁写信，提到此事：“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他能更急进，那当然很好，但我看是决不会的，我决不出难题给别人做，不过另外也无话可说了。”林语堂后来则说：“亦近挑拨呢。我的原意是说，我的翻译工作要在老年才做。因为我中年时有意思把中文作品译成英文。……现在我说四十译中文，五十译英文，这是我工作时期的安排，哪有什么你老了，只能翻译的嘲笑意思呢？”
　　文学立场的泾渭分明，再加上一次又一次的误会而产生的恩怨，鲁迅和林语堂越斗眼越红，两人的友谊也渐渐再难以回到从前了。

发哥

瘦舟: 谢发兄贴妙文，头一次读到。林语堂对鲁迅的描述颇有几分神似。

瘦舟兄好！

是啊，我们这代人对30年代的那场大论争知之甚少，看到的大多是一面之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