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绡红：乐爸爸所乐——读书（ZT）

简杨

邵绡红：乐爸爸所乐——读书

2009-03-20    邵绡红    博览群书

我的爸爸邵洵美，走了四十年了。我和他最后的一面是在病室里，陪伴他和死神搏斗通宵之后的第二天黄昏，我来向他告别。他急促的呼吸趋平和了些，脸瘦得变陌生了，眼梢挤出一丝熟悉的笑，勉强欠起身来伸出手，与我轻轻地一握，轻得只有我听得见地说了声：“谢谢你。” 　　手是冰凉的，但他的手心里有股暖流涌入我的心间。他那瘦得只剩下皮遮着筋和骨的手背，前一夜我曾轻轻抚摸，想以此缓解他喘不过气来的苦痛。1956年，玉姊突然窒息亡故，妈妈号哭通宵。第二天我走进爸爸的房间，他呆坐窗前凝望天空，左手放在译稿上。我伸手轻轻抚摸他的手背。厚实的手背上青筋微露，那是我第一次触摸。不记得从小到大他握过我的手。过马路是妈妈的手牵着的，烧得滚烫的额头是妈妈的手轻轻拂过。然而，爸爸的手我却再熟悉不过了。 　　多少次，我端详过他的手：研墨时的韵味，执笔时的力度，在空中写字时笔画的顿挫，谈笑间比划的夸张，剪玻璃纸包邮票的精确。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他食指中指夹着书页翻动时透出的领悟和意会。自我有记忆，我们已住在上海霞飞路那两层的带花园的小楼，放学回来总见他手捧着书报杂志。他喜欢躺在床上看书，也难怪，屋小人多，没有间书房，床就是他的活动场所。靠在枕头上边抽烟边看书是他的一大乐事。有一次，他看书看得忘乎所以，烟灰落在棉被上，差点酿成火灾。他一边看书会一边沉思，时常眯着眼笑。墨西哥漫画家珂佛罗皮斯为他作的画像就捉到了他瞬间的神情。他的四周总是堆着看不完的书，就像《我的书斋生活》里描述的那样：“书架上放不下，便放在桌子上，桌子上放不下，便放在椅子里，椅子里放不下，便叠在地上……”在我的感性认识里，爸爸是一个沉缅于书的读书人，恰如他在《晒书的感想》一文里所说的那第六种人“看书而做书的人”。 一 　　近一二十年来，我读了他几百篇诗歌、文章，回顾他的一生，对他有了理性的、较全面的认识：他原来是个理想主义的读书人，执着地为实现理想而奋斗。春风得意时，艰难困苦时，他都是洒脱、达观、幽默的，立定自己的主意。上世纪30年代时代图书公司的兴旺时期，他并不是兴之所至地盲目办刊物。他是为推动文化艺术的进步，为组织“文化的班底”而大力办出版，他是有步骤的。“第一便是要设法去养成一般人的读书习惯，要引起他们的注意”，因为“图画能走到文字走不到的地方”。于是，他用足心思办画报，从《时代画报》、《时代漫画》到《万象》，当时为时代作画的漫画家有一百多位。接着，他再办通俗、幽默之类的刊物。日军的侵略打乱了他的计划，他便结合国际国内形势办了份《人言周刊》，一连发表近五十多篇评论，促人警觉，呼吁抗日救国。“孤岛”时期，他也没有气馁，经济上捉襟见肘，就争取外国友人的帮助，办抗日杂志《自由谭》和英文的《直言评论》。 　　他能在热闹中冷静思考，认真做学问。抗战前十年，他写文章办出版，为的是发展新文学。他用史家的观点看问题，提出“新文学的出路是一方面深入民间去发现活辞句及新字汇；一方面又得去研究旧文学以欣赏他们的技巧，神趣及工具。我们要补足新文学运动者所跳越过的一段工作：我们要造一个‘文学的过渡时代’”。战争摧毁了他的理想之花，“当中国从北到南不再和平，所有的杂志都停刊了，现在更多的是战争文学。”他提出：“在抗战中，发生宣传效用的诗便是好诗。”《自由谭》上那首《游击歌》完全没有了他过去的诗的唯美。1941年上海沦陷后，他不能再挥毫抒发心头的愤怒，只能在方寸之中释放自己的压抑。看儿子集邮，品出邮票里的艺术，从而滋生集邮的兴味；从集邮复习中国的历史，他钻进了邮学，写出的集邮文章近七十篇。 　　抗战胜利了，一有机会接触报刊，他就发表了《赶快写定我们的战史》。读这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得出他已经为如何撰写抗日战争史翻阅过不少参考资料。战前他主编的幽默杂志《论语》半月刊复刊了。内战、物价沸涨、民不聊生……他万分不满。然而，在国民党当局钳制新闻自由的恶劣环境下，刊物还要生存，他不得不动足脑筋大做“论语文章”，鼓励作者运用“春秋笔法”，利用幽默的手法，抨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假借幽默写时评，也是他钻研的一门学问。何为幽默？他写了不少文章，再三阐述如何“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谑而不虐”。 二 　　爸爸说：“我是一个天生的诗人。”他是从写新诗开始自己的文学行程的。亦师亦友的徐志摩空难的打击，使他难有心思再写诗，加上忙，后来他就没发表多少诗。他太热情了，热衷于忙各种事：不时得为朋友的刊物写几篇捧场；帮忙举行木版画展览会；迎接冼星海归国；张罗“笔会”的工作；参与“人权保障同盟”、“文艺救国会”的活动；抗议特务绑架丁玲、潘梓年等等——当然时不时得为资金周转去筹措。他在《一个人的谈话》里说自己“是一个从没有一忽疏远过诗的人。……爱忙也是我的天性，……忙尽忙，可是我的记忆里早积上了几千百行，我相信我随时可以写下来。”遗憾的是，这“千百行”诗一直留在了他的心田而未见诸报刊！1968年，离世前一个多月，他在给我小弟弟小罗的信里写道：“最近寻到许多以前写的诗句，每首记录一个时期的历史，句子有的很新鲜，又反映出当时的思想情况。抄给你和妈妈看看，不知有何意见？”可惜那些诗稿，在妈妈仙逝后，我们遍寻不得！所幸他用心撰写的新诗理论研究的著作留存于世。 　　我惊讶地发现，八一三后最艰难的两年里他居然能定下心来写诗论，继英文写作《孔子论诗》之后，他在《中美日报》的“集纳”一连发表三十一篇之多，涉及什么是新诗、新诗怎么写、新诗与旧诗、诗与散文、抗战时期的诗与诗人、新诗的病根，以及中国的诗派与美国的诗坛等等。记得1957年臧克家就拿着新的《诗刊》第一期来找过爸爸；《上海文艺》月刊的编辑还特地登门请爸爸写一篇专稿谈谈新诗与旧诗的问题。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爸爸转而从事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他翻译从不草率从事。他认为，翻译是一种运用两国文字的文学工作，缺一不可。第一个条件是对于原作的文字要有彻底了解的修养；其次，对于译文的文字也要有充分运用的才能。译者必须知道原作的每一句话或每一个字的正确解释，以及神韵；还必须知道怎样用另一种文字去表现。翻译出来的作品要能和原著一样，神韵是互相吻合的；像是把原文重生在另一种文字里。爸爸的翻译是再创作。我们可以从他翻译雪莱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看出他如何用功。 　　在决定翻译时，他发现翻译这部诗剧有个极大的困难，即缺乏参考材料。他认为，外国的古典巨著，尤其是年代久远的作品，在字义方面和句法方面，现在都可能已经起了相当的变化；当时流行的口头语很多已经失传；还有当时的风俗、习惯、服装、建筑等，在普通的辞书上不一定能找到解释，必须依靠各种专门的著作；甚至连标点也不能放过。雪莱自己的标点诗句又素来不依常规。他的标点符号，与其说是服从文法的规定或是阐明词句的意义，不如说是供给诵读的参考，或是当作韵节和语气的标志。 　　众多疑难面前，他只有求助于老友、复旦大学外文系主任全增嘏。在爸爸的“案头随笔”里有他的工作记录。 　　1955年5月12日写道：“今日收到人文(按：人民文学出版社)信，将翻译计划寄去——” 　　1955年5月20日写道：“我已决定译《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数日前曾专致信增嘏兄，乞伊将复旦藏书抄示。今日得回信，十分欣慰，增嘏诚老友也！目录如下——（按：共八本书）。” 　　得到了全伯伯的帮助，爸爸方才敢动手。他在“译者序”里写道：“多亏各方面的同志的帮助，为我借得了好几种不同的版本，和几部重要的传记，使我总算得到了一些摸索的门径。可是有不少地方，依旧只得穿凿附会，这个也许不能专怪参考资料的缺乏，而应当承认是自己能力的薄弱了。” 　　后来，他又译了雪莱的《麦布女王》、拜伦的《青铜时代》、泰戈尔的《家庭与世界》等。邵洵美的译作不多，1953年后译过再版三次的《汤姆·沙耶侦探案》和后列为“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的《玛丽·巴顿》。秦瘦鸥评说：“――邵洵美写过大量新诗，然而比较起来，他在翻译方面的贡献更大。翻译诗歌难度更高，但他译的拜伦，雪莱，泰戈尔诸人的诗作，都能符合‘信，达，雅’三项要求。”赵毅衡提到邵洵美说：“雪莱的几部长诗，难读，更难译，但他译笔华美而熨贴，才气纵横。与专事翻译的诗人查良铮（穆旦）并世无三，‘南邵北查’。笔者少年时最喜读这二人的译文，后来读原文，反没那种美的战栗。” 　　回顾爸爸动荡的一生，他终究是一个认真做学问的人、一个诗人、一个读书人。我如今到了古稀之年，居然也日日埋首文字堆。这是爸爸无声的影响，是爸爸在我幼年时的训诫。1947年，我十五岁时，爸爸在我的纪念册上题词：“蹉跎莫嫌朝光老 人生惟有读书好”。至今，我仍乐爸爸之所乐。

波波

啊！三秀竟然挖出这篇文章来了。作者是藕的长辈。 前几年有些人乱写邵洵美的事情，她一怒之下，说与其别人乱改历史说三道四，还不如自己写。。 没想到这里看到，感慨一下。

简杨

真的吗？那太好了。贴上这篇文章后，还想，怎么没人响应呢。我家里有他的传记，他太太写的回忆，他翻译的麦布女王。项美丽的事情也读了。

波波

sanxiu: 真的吗？那太好了。贴上这篇文章后，还想，怎么没人响应呢。我家里有他的传记，他太太写的回忆，他翻译的麦布女郎。项美丽的事情也读了。

你读书真泛。。盛佩玉的那本回忆录写得很平淡的--但一字一句都属实，藕因为有些事情小时候听过，所以读起来觉得有意思，还以为不会有什麽人有兴趣读呢。  记得小时听说过“雀巢”咖啡就是邵洵美的翻译。

不由得想到邵洵美一家解放后历尽磨难，但他的后人写不出章诒和式悲愤激昂的回忆录，更不要说写身边人的故事了（当然藕也喜欢看章诒和的书，当故事看，也有感慨。 也希望有些好玩的八卦，比如张爱玲跟邵家有亲，被挖出来乐一乐）。 可能是家庭背景教养使然。。

简杨

天天，要是可能，可告诉绡红女士，她母亲写的很好，大家闺秀之风俨然纸上，节制有度，我和我先生都很喜欢。还可转告，我曾专门让一位朋友到“新文学史料”买过一册，里面是纪念邵先生的专辑，如她没有，我可以复印下来给你。项氏那一段，盛太太一笔带过，颇为有度聪明。坊间好在项氏的问题上做邵先生的文章，是不公平的，忽略了他的人文成就。郁风在“故乡 故事 故人”里有篇回忆文章，讲到邵先生对出版和文学的贡献，希望他的后人找找看看。另外，现在万象等杂志沿用的还是他的名称，好像大千世界也是，这就是斯人风范长存的表现。

让人记住，未必后人都要像章女士，何况章女士的写法并不是最好。要我说，盛夫人是最好的，伉俪情深，写的是年轻时的爱人，后来的丈夫，自己孩子的父亲。

简杨

刚来时，我买过一本英文的中国菜谱，觉得作者很了解中国文化。多年之后，才意识到作者是项女士。后来又买了邵先生的书和资料，手里确实有些资料。其实没有鲁迅那几句话，他49年后也是好不了的。像商务这样的出版社，对他的后人我觉得要补偿一下。

波波

sanxiu: 天天，要是可能，可告诉绡红女士，她母亲写的很好，大家闺秀之风俨然纸上，节制有度，我和我先生都很喜欢。还可转告，我曾专门让一位朋友到“新文学史料”买过一册，里面是纪念邵

多谢三秀。 会转告的。 从一个人的文字还是可以看出她的个性和教养的。 张爱玲的那本对照集也很淡，许多故事三言两语带过。

那本纪念邵先生的专辑和郁风的文章网上可以找到吗--如果可以就不需要麻烦你了。

项美丽只不过是是邵洵美生活中的一个插曲，要是人们多注意他对翻译出版作出的贡献就好了。 补偿是不可能的，重要的是真实的历史被记载下来就足够了。希望鲁迅一时尖酸市井妇人般挖苦邵洵美的话也不可以成为事实--邵家盛家实乃门当户对，没有任何攀附之说。不过邵氏解放后的磨难的确跟鲁迅的话毫无关系。 他们这种人根本没有办法和心机适应那个新的扭曲的社会。

对了，那本项美丽的食谱叫什麽名字，想来应该有点意思。

简杨

“新文学史料”里有几篇，网上似乎还没有，他女儿应该知道。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她的文章也收在里面。2006年第一期，共六篇文章。我当时对邵很感兴趣，所以猛读了一阵，并托朋友专门到编辑部找到了这一期。

同意你说的，人们应该更注意他在翻译和出版上的贡献。

别的事情看短信。

yuren

天天: 啊！三秀竟然挖出这篇文章来了。作者是藕的长辈。 前几年有些人乱写邵洵美的事情，她一怒之下，说与其别人乱改历史说三道四，还不如自己写。。 没想到这里看到，感慨一下。

事物真是一分为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