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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雪林:“真实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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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2-16 16:54:3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作者:齐红
《长城》2011年09期
http://www.xzbu.com/5/view-1329588.htm


一段时间以来,在关于苏雪林相关资料的阅读与研究过程中,我一直有一个困惑:了解得越多,却越难于判断:这个集作家、学者于一身的女性,她的诸多生命选择与行为动机到底意味着什么?她究竟是怎样性格的一个人?一百多年的生命经历中,她内心的真实历程究竟是什么样的?

毫无疑问,苏雪林身上存在着很多矛盾冲突的性格侧面:聪敏与迟钝、叛逆与顺从、浪漫与现实、激进与保守……自传中她称自己是一个“思想很新,行为很旧”的人——这几乎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普遍意义上的人格写照。但这似乎并不能从根本上缓解我对苏雪林的困惑:比如在随时可以终止那场令她痛苦的“包办”婚姻时她选择了保存与坚持,在激烈批判“被政治利用”的鲁迅的同时自己却在借机向政治谄媚,尊崇胡适却对胡适的很多劝诫和建议不理不睬,学术研究(尤其是屈赋研究)独辟蹊径但学界反应却比较平淡,这一点让她自己是“既困惑又懊恼”。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在年轻时(1924年)就皈依天主教的人却用大半生不依不饶地“反鲁”,又因反鲁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的台湾文坛上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坛往事辨伪案”,论争双方都是气急败坏,大有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的架势,以致最后苏雪林甚至要以死相拼。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其气血之旺令人称奇,而宗教、岁月、年龄、阅历都不能平息一个人内心的嘈杂和乱象,这的确让我在惊讶之外增加许多困惑。

当我回头观望百年风雨中的苏雪林时,她的刻苦、自砺、勇气、多产令我折服,但在这些之外,我隐隐觉得苏雪林身上缺少了一些什么。作为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无论是非褒贬,我们总能在他们身上感觉到一种独立而恒定的气质,陈独秀、鲁迅、胡适、陈源、梁实秋……但苏雪林却没有。在她看起来立场分明的态度与观点背后其实蕴藏着飘摇而动荡的内心:究竟为什么对鲁迅先扬后抑?为什么尊崇胡适却似乎并不理解胡适的哲学真谛,也不接受胡适的治学建议?为什么一些行为与决定都不是出自本心却又坚持去做?为什么一面反思自己的屈赋研究是“文字浅显”、“信手捻来”之作,一面又有50年、100年后再觅知音的自负?苏雪林自己从来都不能清晰地解释自己生命中的诸多问题,这让我们不能不怀疑她思想的混沌与飘摇。

我只能这样说,在生命的很多层面上,苏雪林的行动表现与内心真实存在一定的反差,这种反差证实了一种缺失:那就是一个知识分子独立的意识判断和道德评价准则,苏雪林极易为周围的环境和自己的主观情绪所左右,这种影响有时是以逆反的形式呈现的——极端的坚持也许恰是内心虚弱的不自觉外化。她的一生是真实与谎言纠结交错的一生,有时候在热情与冲动之中,连她自己也难分辨究竟是生活在真实还是谎言之中了。
  

  性情:“木瓜”与“烈火”

苏雪林曾在各式不同体裁(自传、散文、小说)的文字中这样概括自己:“这只感觉迟钝的木瓜”、我天生具有“木瓜气质”,自传体小说《棘心》中对主人公醒秋又这样描述:“她的性格是复杂的,复杂到著名心理学家也无法分析。有时她对外界刺激反应非常迟钝,真像只木瓜,有时则反应非常强烈,像一团烧掉自己也要毁掉世界的大火。”

诚如苏雪林自己分析的那样,她的身上兼具了木讷憨实与激情热烈两种不同的气质,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样合二为一的气质导致了苏雪林极具特点的生命状态与事业选择。

虽出生于衣食无虞之家,苏雪林幼年时接受的教育却并不完整和系统,她封建而苛刻的祖母完全不想把钱花在女孩子身上,后来经由二叔的说服,才同意在家里辟出两间土室做女塾,随意找了远方来投奔的亲戚做先生,为的是孙女们识字后可以给自己念书、记账。这所谓的私塾教育时断时续,极不正式。但也帮助苏雪林识了些字。当她从报上知道广州起义、四川保路风潮后“对叔父诸兄说:‘我看大清朝气运快完了,不久要逃回关外老巢去了!’”其性情直白、没有遮拦自有其可爱之处,但免不了被“做清朝的官”、“食清朝的禄”的祖父痛骂一顿,并“赏了两个大爆栗”。直到辛亥革命之后。父亲将家安顿在安庆,苏雪林才再次被送往当地的一个培媛女学去读书。这是一所教会学校,管理混乱、校风腐败,功课设置更是没有章法,“今古不分,中西混杂”。学期终了评比的时候,苏雪林的成绩虽全校第一却只得了银牌,金牌颁给了校长体己的学生,许多人为苏雪林打抱不平。但她自己却“愣头愣脑地毫不在意,我自幼便有‘木瓜’的诨号。这次木瓜气质可谓充分显露。不过虽称木瓜对事理的好坏尚能看清楚,鉴于学校之腐败、紊乱,读书此中,莫想进益,仅读半年便与三妹退出了。”

就这样断断续续、停停顿顿之间,苏雪林度过了她的少女时代,直到十八岁考入安徽第一女子师范,才迎来了相对集中的四年受教育的时光。接下来是北京高等女子师范的两年和法国四年的留学生涯。

我这样匆促罗列苏雪林的求学经历是想强调这个过程中苏雪林的一种状态:求知若渴但认知驳杂、目标混沌。凭借着一种“极单纯极纯洁的”、“热烈不可遏止”的求上进的念头,苏雪林排除了家庭的巨大阻力,为自己争得了一个个上学的机会,但念书是为了干什么?到底要选择什么样的方向与专业?是否适合自己?苏雪林都是一片懵懂。而她的每一步选择都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一些细小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却可以决定她的人生走向。比如赴法留学的考试是被同学拉去的,半推半就中皈依了天主教,到里昂的第二年又糊里糊涂、在别人的邀请下加入反对吴稚晖(中法学校校长)的行列,并撰写文章《开庭审判吴稚晖》,将吴稚晖气跑……

对环境和现状缺乏周全的分析和判断,亦能对朝向自己的负面舆论有一种健忘和免疫力——这是走出家庭、独立于社会的苏雪林“木瓜”气质的一种表现;喜欢凭借简单的信号做出激烈的反应——这则是其“烈火”性格的一种体现,两种气质作用之下,苏雪林的行为难免显得矛盾、复杂,“反吴稚晖”事件是一个最典型的个案:她一面不停地强调自己对吴稚晖人格的佩服,一面又在同学的唆使之下加入批吴的行列。苏雪林对此次行为的解释是“年轻人喜欢做糊涂事”、“经济正在拮据之际”、“不肯签名闹事者,则视为异类,为寇仇,不以人齿”——生命成长的过程中总有一段青涩的时光,鲁莽、冲动、不辨是非,因而犯下错误,被人利用——这是每个人都可能遇到的,但如苏雪林这样频繁发生类似性质的事件则只能归功于她冥顽不化的“木瓜”性格了:早在安徽第一女子师范读书期间,为了与另一才女争夺全校第一的位置,苏雪林在同学煽风点火、怂恿撺掇中拉帮结派,与“学敌”明争暗斗,最终引发一场大风潮,二人均被记过处分。连苏雪林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我本来生性淡泊,自命视富贵如浮云,不知此时何以竟变得这样龌龊委琐,把第一名看得性命相似。”

在这样的冲动与冲动过后的自我反省中,你很难分清哪一个层面上的苏雪林更加真实一些。或者我们可以说两种处境中的苏都是真实的,哪怕是“谎言”,也是彼时情绪之下一种真实的谎言,但她的从不吸取教训,则继续让自己的生命充满了歧义与矛盾。

1927年苏雪林于上海沪江大学任职,曾托陆侃如将自己的专著《李商隐恋爱事迹考》呈送在沪的梁启超,但陆侃如“竟不代呈”,直到梁启超赴京。苏雪林又想自己邮寄,但苦于不知梁启超地址而作罢。直到多年以后,九十四岁的苏雪林在写回忆录时还对此事耿耿于怀且遗憾不已:“陆氏当时若肯代呈我书,得任公先生揄扬一下,岂不声价十倍!”一面称自己淡泊名利、生性懒惰且自卑感太重,一面却又不愿放过结交名流、提升自己的机会,苏雪林的矛盾由此可见一斑。

同样性质的事件与人际往来还发生在胡适身上——就像面对梁启超一样。苏雪林面对文化名人胡适同样仰慕并且有结交、攀附的愿望,只是在与胡适的关系中,苏雪林幸运地得到了回应,而这种回应也更加激发了苏雪林内心深处本已存在的对胡适的崇拜。

苏雪林与胡适的关系渊源最早可追溯至民国九年,其时苏正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念书,胡适作为任课教师之一,给她们讲述《中国哲学史》,时间大约为一个学期(半年),而此间苏雪林虽对胡适崇拜、景仰,但还掺杂着一些敬畏、羞怯,连讲义中的疑义亦不敢去请教,更不要说其他的私人交流了。直至20年代末胡适到上海中国公学任校长,苏雪林才与同学冯沅君等人一起去胡适家里拜会了他,并写了一篇文章记述此行,发在邹韬奋办的《生活》杂志上,得到了胡适的称赞——以这个事件为界限,苏雪林与胡适的关系逐步升级,通信、赠书、交往开始相对频繁,苏雪林所有公开发表的关乎胡适的文字都对胡推崇备至,将他描述成为一个人格伟大、道德高尚的“圣人”、“完人”,只偶尔在日记中小小地抱怨一下:而胡适对这样一个关注自己、关心自己、崇拜自己的晚辈亦给出了热情的回应:肯定、感谢、鼓励。当苏雪林做得比较极端时(比如攻击鲁迅),胡适的提醒同样显示出一个师长的善意与爱护:“我很同情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至于书中所云‘诚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下半旬尤不成话——一类字句。未免太动火气,此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诫。……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深,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可惜的是苏雪林并没有完全理解胡适的良苦用心。

胡适并没有否定苏雪林的才华和能力,他也曾尽其所能为苏雪林争取着更好的学术研究的条件和机会(比如“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研究基金),但胡适对苏雪林的古典文学研究却一直持保留态度。苏雪林在1949年3月16日的日记中记述自己见胡适,并向他谈到研究《天问》的思路时,胡“颇不以为然,以为不合科学方法”。1961年苏雪林关于《红楼梦》的研究推断亦被胡适否决:“你没有做过比看本子的功夫,哪有资格说这样武断的话?!”“你没有耐心比较各种本子,就不要做这种结论。你听老师好心话吧。”胡适显然更看重古典文学研究的“功夫”和“耐心”,而不是一时的冲动、兴起,以及零零落落的主观感想,苏雪林却把胡适的批评理解为“谓我收罗版本不全”,乃答胡适“以后不会再谈红楼梦了”,这是对胡适劝诫的又一次误解,也是苏雪林“木瓜”气质的典型体现。

所有来自于胡适的建议中,苏雪林只听从了关于《红楼梦》研究的忠告,自此没有发表这方面的文章,但其他仍然延续着自己的旧路,并在观点与行动上表现出一些矛盾和冲撞,比如屈赋研究。

苏雪林把一生的主要精力用在了屈赋研究上,而且认为自成一径——其屈赋研究方法用学生唐亦男的话概括即是“一以贯之”的方法,“能够把中国甚至世界文化中许多杂乱无章的文化分子整理成一种井然有序的系统,而这一方法是她从搜讨域外古代的宗教神话和其文化分子之后无意中得来的,当然不为那些只知道从故纸堆中寻找答案的老先生们所认同,他们坚持自己的看法为‘正法眼藏,,而她的发现是‘野狐外道’,这一判定显然刺激了她,使她决心要在有生之年将两千多年来无人获得正确答案的屈赋之谜揭穿。”

让我感兴趣的仍然是在被否定的过程中苏雪林本人的态度与表现:她非但没有反省自己的屈赋研究是否存在问题,反而在“刺激”之下延续旧有的思路固执地做下去,以至于不得不忍受学术方面的冷落与寂寞。晚年只能在日记中以这样的话语自慰:“我将求知音于50年、100年后。即50年、100年后无人赏识那也无妨。‘文章千古事’,只须吾书尚存,终有拨云见日的时候!”

我虽没有通读过苏雪林的屈赋研究,但从一些片断与介绍中对其治学方法也能略知一二——建立一个大文化的框架体系去解读屈赋的确有其新颖独到之处,但稍有不慎可能会因客观史料的匮乏与主观想象的介入而缺乏说服力。在这个意义上,我非常赞同台湾成功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蔡玫姿的观点:“在实下考据学的范畴内,苏雪林的三项假设……均难以充分解释。”“苏雪林域外文化影响屈赋天问著作的假设,是个堆叠的假设连环,这使得这套考据学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因而她的屈赋研究中那些“充满生机的诠释想象因乏客观基础点而乏人问津”。

事实上苏雪林自己也曾意识到屈赋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比如《屈原与九歌》中的证据都是“信手拈来,不费半毫力气的”,自己喜欢“以诗的灵感研究学术”。但学界的质疑和冷落却激发了她的逆反心理,使她坚持下去要为自己的研究思路讨个说法——在这样的问题上,苏雪林的行为动机不是对学术的专一、执着,而更像是在意气用事,坚持立场似乎反而泄露了内心的某种虚弱。总之,我的个人感觉是,如此性格的苏雪林更适合做一个抒情散文作家,而不是学者,她对推理、假设的兴趣之浓厚实在是偏离了一个学人正常的学术研究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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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6 16:55:18 | 显示全部楼层
  
  婚姻:爱情与想象

关于自己的情感及婚姻状态,苏雪林留下了很多相关的文字描述,而且她从不讳言《棘心》、《绿天》、《小小银翅蝴蝶的故事》、《玫瑰与春》等小说、剧本的自传色彩,这为我们走进苏雪林的情感世界提供了很多通道。

苏雪林与张宝龄的婚事是在她十四岁那年由祖父做主定下的,从订婚到结婚的十四年中,苏雪林曾以上学、读书、留学等理由推迟婚姻的到来,但最后还是难逃罗网,其中很根本的一个原因是她对母亲的顾念。苏母,一个温顺、贤良、传统的女人,面对婆婆的自私、苛刻她一直忍辱负重。每每想起母亲的苦难与付出,苏雪林总是觉得无以为报,也许“顺从”就成了对母亲最大的安慰和孝敬。在这样的心态之下,苏雪林虽一直推迟着婚期,却从来没有想过彻底地中止婚约,所以在不同的时段,虽然也有同学或相知的男士向她传达过好感,但苏雪林自己却已在内心深处取消了谈情说爱的自由。

进入婚姻之前,苏雪林跟张宝龄的所有交流以及对他的了解都来自于书信往来,时在法国的苏雪林也曾试图靠信件本身营造一些爱情氛围,但按当时文艺青年的眼光,学工科的张宝龄显然不是一个有情调的人:苏雪林跟他辩论问题,他也并不反驳或认同;跟他谈娱乐(电影、跳舞、茶会……),张宝龄回信说这些他一样不爱;他在信中从不谈情说爱,语气永远是“恰如其分”的冷淡——这让“富于感情”、“烂漫”的苏雪林真是无可措手:你想亲近他无从亲近,你想指摘他无从指摘(《棘心》)。

在情感方面,自认矜持的苏雪林做出的最主动行为是邀请美国的张宝龄赴欧洲相会,第一次很快被拒;第二次适逢张生病之后,两人通信来往之中都不免感伤温情,苏雪林自信此时再作邀请张定不会拒绝,并且做好了迎接的准备:告知朋友、准备新装、想象情景:“他们将手握手地坐在锦幄银镫之下,互相倾吐了灵魂深处最神圣最秘密的话言。月廊边,花榭畔,将时见他们的亭亭双影。再到公园,见了那绿荫深处,情话喁喁的男女,她也再不羡妒了。他们要贯彻及时行乐的宗旨,为最愉快的蜜月旅行:到湖山明媚的瑞士,到阳光灿烂,花香鸟语的意大利,到森林广野的北欧……”邀约发出,不想却收到未婚夫这样一封来信:我早告诉过你,我对于旅行,是不感一毫兴趣,到欧洲去做什么?至于结婚,我此刻亦不以为急,你想在法国继续留学,我再等待你几年,亦无不可(《棘心》)。

母亲的病苦、大哥的去世、三弟的怪病、故土的离乱、情感的失意与无趣……所有这一切纠结在一个背井离乡的女子身上,可以想见其内心的零乱与伤感。痛苦彷徨之中,经由好友的感召,苏雪林皈依了天主教。但她自始至终都不是一个彻底的天主教徒:此前她是一个坚持理性的反宗教主义者(《棘心》中有详细的自我剖析),此后她也并没有以一个教徒的身份规约自己的行为,天主教只不过是深陷精神困境的苏雪林缓解个人苦闷的一种方式:“她怎样解救自己呢?她只好将生活力改换一个方向,皈依于宗教。她说她从此不再求人的爱抚,只求神的爱抚。”(《棘心》)当事过境迁之后,苏雪林的宗教愿景就变得模糊和可疑起来。

神可以暂时安抚苏雪林痛苦的内心,但不能帮她阻止婚姻的到来,1925年苏雪林回国并很快结婚。这场婚姻持续了三十六年,直到1961年张宝龄因病去世,两人早已经名存实亡的婚姻才宣告解体。三十六年的岁月里,苏雪林与张宝龄真正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不超过四年,而在这九分之一的时光里,对于两个脾性反差如此之大的人来说,能够淡漠平静、相安无事就已经算是一种幸福,更多的时候他们是在争执与冷战中度过的。

但苏雪林却给我们留下了《绿天》这样一本“美丽的谎言”。《绿天》是模仿之作——当时章廷谦(笔名川岛)为纪念新婚,写了一本美文《月夜》以志纪念,而苏雪林亦学着川岛写婚后的生活,题名《绿天》,用“绿漪”作笔名,在北新书局出版。其间收录的文章(《绿天》、《鸽儿的通信》、《我们的秋天》……)营造出了一对新婚夫妇温柔甜蜜、宁静自足、情趣盎然的生活,读来让人感觉婉约清新。空气里都嗅得出幸福的味道。但这样的“爱情”对于苏雪林而言更多源于一种想象,事实本身却与这情景相距甚远:

《绿天》中的“石心”善解人意、温和绅士,知道妻子希望拥有一个书橱,就暗中定做一个作为礼物,给了妻子一个意外的惊喜。而生活中的张宝龄却“生性孤冷”(更贴合《绿天》里主人公的名字——“石心”),虽然苏州天赐庄生活的一年中受苏雪林“热情的烧炙”,“他那一颗冷如冰雪的心,稍稍为之融化”,但也绝没有文字中所描述的幽默、温和、热情、绅士:

《鸽儿的通信》中丈夫“崖”柔情缱绻,短暂的分离中与妻子互相惦念,互诉情话,但事实是张宝龄“有事赴北京月余,竟半个字也不写给我”:

《我们的秋天》中“康”与妻子有许多共同的爱好,两人都喜欢超然世外的田园生活:夏天里养鱼喂鸟、采撷蔬果;冬天里围炉而坐、聊天说笑,时不时有烘烤山芋的香味传来,一幅温情而自足的生活画面。

事实上“科学头脑”与“实利主义”的张宝龄除了工作,几乎没有业余爱好和生活情趣,与苏雪林结婚也是听从父母的要求,履行“传宗接代”的使命,他更希望有一个“三从四德”、温良贤淑的妻子,而不是苏雪林这样的文艺家。他用从父亲那里分到的财产在苏州买了一块地,建了新屋——“屋子又长又狭”、“像条轮船”,很不合乎苏雪林的审美观当得知苏雪林用自己的钱贴补姐姐、嫂子的日常用度时,张宝龄更是怨恨不已,离婚不成就“尽量展施他的施虐狂”,两人的生活质量可想而知。

苏雪林在进入婚姻之前已经清楚两人性格方面的大相径庭,但还是如约结婚——出于对父母,尤其是对病中的母亲的尊崇与安慰;而在张宝龄萌生离婚念头时,苏雪林的母亲早已经离开人世,家庭方面的压力已大大减轻,苏雪林却坚持保留这场名存实亡的婚姻,就有些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了。按照她自己的解释,之所以持续这场没有爱情的婚姻原因有两点:首先是一面为教条所拘束,一面又有很浓厚的洁癖,认为离婚对女人而言是不雅和污点,怕那些好事者对已有名气的自己“横涂直抹”:另一个更大的原因是自己在三篇文章(《绿天》、《小小银翅蝴蝶的故事》、《玫瑰与春》)中对自己的“全部婚姻史”进行了美化,实际生活中的行为应该对得起这种“美化”,是谓对自己的“谎言”和“作品”负责。于是“丑陋的变成美丽了,残缺的变成完整了,可憎的变成可爱了,我便陶醉在这如诗如梦的桃色云雾里,觉得很可满足,那不愉快的婚姻对我也就没甚痛苦。”

两个原因中的前者是可以理解的,而后者则让我们感觉到苏雪林生活逻辑上存在的严重问题:当意识到自己的言行出现某些偏误时,苏雪林首先的努力方向不是纠正,而是顺应并强化。以期在这个过程中为自己的言行找到合理的理由——婚姻是如此,屈赋研究是如此,“反鲁”其实也是如此——这种所谓的“负责”精神恰是对别人不负责任的表现。就婚姻本身而言,苏雪林的坚持显得有些自私,婚姻事实的存续让张宝龄一生没有另娶。只领养了弟弟的一个孩子作为子嗣,直到生命的最后。

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语言解释、概括苏雪林的这样一种思维逻辑:“固执”?“愚顽”?“坚守立场”?——似乎都不确切,在晚年的自传口述中,她对自己的婚姻持守倒也不无反省,可是一切都已成事实,无可挽回或更改,生命的纹理被固定下来——幸福或不幸、伤害与疼痛、恶意与向善、攻讦和自卫……全部已成定数。“真实”与“谎言”的纠结中,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不知在忏悔中是否仍能忆起当年内心的风雨与零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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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6 16:55:47 | 显示全部楼层
 
  “反鲁”:事实与臆测

鲁迅的一生有许多敌人,来自于这些敌人的攻击名目和话语方式形形色色,但见诸于报刊的“批鲁”文字多半还是保留着一种绅士风度的,像陈西滢、徐志摩、梁实秋、冯乃超、钱杏郇等,无论是真实还是故作,至少他们在行文上体现着一种优雅和客气,激烈如郭沫若者也不过将鲁迅称之为“封建余孽”。而在苏雪林一生留下的近二十万言的“反鲁”文字中,我们看到了如下令人触目惊心的对鲁迅的概括:“文妖”、“土匪大师”、“青皮学者”、“绍兴师爷”、“生迫害狂”、“财迷”、“火老鸦”、“剽悍的狗”、“大流氓”、“暴君”、“老毒蛇”、“疯老头”,“是一个刻毒残酷的刀笔吏,阴险无比,人格卑污又无耻的小人”……总而言之,苏雪林说:“叫我来评判鲁迅,很简单,三段话便可概括:鲁迅的人格,是渺小,渺小,第三个渺小:鲁迅的性格是凶恶,凶恶,第三个凶恶:鲁迅的行为是卑劣,卑劣,第三个卑劣。”

事实上,不需作任何的评说,只要这么一个简单的罗列,我们就可以感觉出将这些词汇抛向鲁迅时的苏雪林的一种状态:仇恨、疯狂、锐利、彻底,不遗余力——这些词汇几乎是书面语言中最恶毒的人格形容——而且,苏雪林第一篇攻击鲁迅的文字出现在鲁迅去世之后一个月。苏雪林“半生”反鲁,“反”得固执,“反”得疯狂,如此持久而仇恨的心情指向的却一直是一个已逝之人——苏雪林面对“鲁迅”二字时的激烈反应真是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而在有生之年。苏雪林与鲁迅的交往也不过一面之交,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语言交流。那是在1928年7月,苏雪林在上海沪江大学教书,有一次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设宴,答谢在他书店出过书的人,其中当然也包括此前出过三本书的苏雪林。应邀出席的除鲁迅、苏雪林之外,还有林语堂、郁达夫、章依萍等。苏雪林这样描述并分析鲁迅在那天饭局上的态度:

“鲁迅对我神情傲慢,我也仅对他点了一下头,并未说一句话。鲁迅之所以恨我缘故,我知道。他在北京闹女师大风潮,被教育部革去他那并不区区佥事之职……因我曾在《现代评论》发表过文章,又与留英袁昌英等友好。鲁迅因陈源写给徐志摩一封信,恨陈源连带恨《现代评论》,恨《现代评论》连代恨曾在《现代评论》上发文章的我,遂有那天的局面出现。”

稍加分析就可以发现,这个推断里面包含着很多主观臆测的成份:首先是鲁迅的态度问题——以当时的场景,对于一个从未谋面的作家,无论是谁,鲁迅都不可能是主动、热情的——鲁迅本就是一个外冷内热的人,苏雪林显然是有些多疑了,她之所谓“神情傲慢”、“恨我”的感觉更多来自于自己的某种想象与暗示:当她把自己和鲁迅先验地放在敌对位置之上的时候,一些来自于对方的正常反映(平淡、平静)都会在潜意识中被解读为一种“傲慢”和仇恨。其次是苏雪林的自我估价问题。在与鲁迅相遇之时,苏雪林从法国留学归国不过三年,虽在文坛上小有名气,但还是没有什么影响力,远在冰心、凌叔华、袁昌英之下,鲁迅有没有关注她都是一个问题,更不要说“仇恨”这样的强度情感了;至于她跟《现代评论》的关系,在1928年似乎还难说紧密——据我所能查证到的资料,此时的苏雪林在《现代评论》上不过发表一篇文章——屈原与河神祭典的关系研究。并不关涉明确的思想倾向与立场冲突,没有理由引发鲁迅的排斥。可见苏雪林之于鲁迅态度的解读更多来源于自身的臆测与想象——至少在程度上与真实本身相距甚远:高估了自己,同时又低估了鲁迅。

北新书局的这次宴请不过是苏雪林与鲁迅所有关联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但却给苏雪林的内心留下了一些阴影。我曾经做过这样的假想:如果在这个场景中。鲁迅的回应热情一些(像胡适那样),那么苏对鲁的态度会不会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呢?

历史不能假设。这次饭局之后的六年时间里,苏雪林虽在其他“作家论”中触及鲁迅及其文学创作,但并没有系统评述。直到1934年11月5日,她在《国闻周报》11卷44期上发表了一篇专论:《<阿0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文中她对没有人深入概括阿O的精神本质表示遗憾,并将阿Q所影射的国人劣根性概括为:“卑怯”、“精神胜利法”、“善于投机”、“夸大狂与自尊癖”,阿Q的经典意味体现在“中国人个个都有阿Q气质。阿Q其实是中国人的典型”。

苏雪林的这篇文章对《呐喊》、《彷徨》的艺术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指出鲁迅“是一个受过西洋教育而又不失其华夏灵魂的现代中国人”,是“中国最早的乡土文艺家”,而且是“最成功的乡土文艺家”,并说鲁迅的小说很“合我理想的标准”。鲁迅的小说虽仅两本,但“已经使他在将来的文学史占到永久的地位了”。

谈到鲁迅的深刻与锐利,苏雪林富有意味地总结道:“他不管我们如何痛楚,如何想躲闪,只冷静地以一个熟练的手势,举起他那把锋利无比的解剖刀,对准我们魂灵深处的创痕,掩藏最力的弱点,直刺进去,掏出血淋淋的病的症结,摆在显微镜下让大众观察。”我不知道彼时彼刻、写着这些文字的苏雪林面对“鲁迅”二字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心态,但是我想,可能绝不仅仅是如文字本身所呈现给我们的褒扬与尊崇,也许还有些许被揭开病状时的羞急与气恼?否则又如何解释两年之后她对鲁迅态度的快速转向及歇斯底里?

而在这篇文章的末尾,苏雪林还表达了继续关注鲁迅思想的意向:“关于这位作家的思想,我愿意保留到《论鲁迅杂感文》里再说。”——依据她对鲁迅小说的批评逻辑,这篇“杂感论”的基调应该也是肯定与赞扬的,但及至文章发表,苏雪林却姿态大变。

鲁迅刚刚去世,苏雪林弥漫着浓烈的火药味的批判就已经开始。照她后来的描述,应该是鲁迅的逝世反响刺激了她:“全国文艺界悲声四起,其震撼之大,我曾做个譬喻说:天外忽来一颗行星,撞碎了我们的月亮;或如太平洋一夜间突然干涸见底,那震动的情形,恐怕也不过如此吧。”在这样的情况下,苏雪林致信列名治丧委员会的蔡元培、马相伯,阻止他们参与鲁迅丧事。但信件并未到达蔡元培手中,被中转者“南京某先生”“以书中措辞过于狂直”而“抑压月余”,与此同时苏雪林亦寄给胡适一封长信,表达了明确的反鲁姿态及反鲁计划,只是等胡适由美国返回家中打开信时已是一个月后的事情了。很快,苏雪林将两封信(发表时分别冠名《(与胡适)关于当前文化动态的讨论》、《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和一个“跋”在武昌一个新创期刊《奔涛》上连续发表(一卷一期、二期、三期)。这个过程是一个有计划、有目标的过程,而绝非苏雪林在自传中所说“不想公开”私人信件,“不意竞被武昌一个新办的杂志《奔涛》拿去了”——当年《奔涛》上刊发的书信后有苏雪林的“自跋”:“此书诚如胡适先生所言,多‘旧文学恶腔调’,然指斥鲁迅罪恶,自问尚属切当,故刊残稿于此,聊存当日一段公案云尔。”这个“自跋”佐证了苏雪林“反鲁”文字的公开是一次主动、故意的行为,决心之大连胡适也没能阻止。

这之后,苏雪林又相继发表《说妒》、《富贵神仙》、《论偶像》、《论诬蔑》、《论是非》等文章攻击鲁迅,其火气较之于两封信有过之而无不及。离开大陆去台后的苏雪林在50年代再次揭起“反鲁”大旗,连续撰文《新文坛四十年》、《鲁迅传论》(上、下)、《琵琶鲍鱼之成神者——鲁迅》等,抵制所谓的“捧鲁”风气。这些文章于1967年结集出版(《我论鲁迅》),算是苏雪林对自己“半生‘反鲁’事业”的一个总结。

为什么“反鲁”?为什么以如此激烈的姿态“反鲁”?这在苏雪林个人的生命过程中是一个暧昧不明的问题,她本人的主动陈述和被采访、追问时的回答也不太一致:致胡适和蔡元培的信中,苏雪林谈及反鲁的原因在于被树为“精神领袖”的鲁迅对青年的影响力之巨大已经对政府与当前文化构成重大伤害,所以她要“剥掉这偶像外面的金装,使青年们看看里面是怎样一包粪土,免得他们再受欺骗”。《悼女教育家杨荫榆先生》等文流露的不满来自于女师大风潮事件中鲁迅对杨荫榆等人的态度,后在得知苏州办学的杨遭到已故“某大师私淑弟子的捣乱”的事情后,更是“深为不平”:陈漱渝曾当面问苏雪林为什么激烈攻击鲁迅,苏雪林却答非所问:“有人说,我之所以攻击鲁迅,是因为我单相思,爱而不得转为恨,这是没有根据的。”……

尽管具体回答不尽相同,有一个事实却显而易见:苏雪林不喜欢鲁迅,这种“不喜欢”已经达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那么这种情绪从何而起呢?我认为北新书局饭局上的会面是一个开始:在此之前,苏雪林还曾赠书《绿天》给鲁迅,扉页以“学生”自称——应该还是保留着一些“钦敬”态度的,但是鲁迅的“傲慢”与“冷淡”显然刺激了苏雪林,再加上之前、之后鲁迅与胡适、陈西滢等人立场的冲突,苏雪林内心深处对鲁迅的隔膜与反感逐渐升级,直至最后猝然爆发——杨荫榆的办学受挫和鲁迅的逝世只不过是其中两个有力的触发点而已。苏雪林的“反鲁”文字让我们在鲁迅批判的背后看到了一个压抑已久的心灵快意(同时也不无恶意)的宣泻。

在这个意义上,我更愿意把苏雪林的“反鲁”看成是一场情绪的发泄——一个被传统思想、婚姻现实、思想权威、学术规范等各种因素规约得愤懑、压抑的女性抛向社会的复仇炸弹。“政治”、“党国”、“青年”、“文化”等等只不过是为发泄找到的冠冕堂皇的借口。而要想发泄得痛快、彻底,就必须针对一个很有力量的目标。除了鲁迅,谁还能引发这样的震撼效果呢?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才能解释苏雪林“反鲁”文章中那些非理性、不人道的奇谈怪论——人只有在无所顾忌地发泄情绪时才会呈现不可理喻、孤注一掷的情感侧面。

1999年4月,苏雪林走完了她102年的生命历程,在画与花、亲友与音乐的陪伴中告别了人世——这情景是她生前的意愿:垂死的心灵,涤荡清洁的灵魂。在柔和的光线中悄无声息地化去,就像晨曦里一滴露水的蒸发。可是,面对苏雪林嘈杂的一生,我却心生疑惑:果真如此么?这个临终愿景究竟是“真实”还是“谎言”呢?
  

责任编辑 李秀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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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2-17 00:08:51 | 显示全部楼层
苏的性格真有些分裂!  民国有才华的女人太多, 随便说几个她才貌品就都不及了,
萧红,石评梅,庐隐, 陈衡哲,吴健雄等等;就不用说陆小曼,凌叔华,冰心,
林徽因,张爱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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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2-17 10:59:33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王木木 于 2013-12-17 11:13 AM 编辑

星妹万安,

看看您这些贴文,终于明白为何我仍记得苏大才婆,也明白了为何不喜欢鲁迅。

观察到女人“爱的滋润”前後的不同,我就不再听苏的课了,因为已经明白“当兵一定要扛枪”。苏大才婆课堂上的 show and tell, 给同学们很好的正面影响。

一个没吃过好东西的人烧不出好菜,我想鲁迅成长期没有太多“爱的滋润”,也没能感受到族群带来的尊严荣耀,所以他的文词没有“纯情”与“醇厚”。 我看鲁迅的文字,就像吃掺了粗糠的米饭。  当然,很多人欣赏鲁迅,辣油与醇酒,各有所好。

您多才又好学,有请多多创作发挥,让我有机会说“那些老时代的才女算个啥,且看俺星妹今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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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2-17 11:04:07 | 显示全部楼层
ms_lt 发表于 2013-12-17 12:08 AM
苏的性格真有些分裂!  民国有才华的女人太多, 随便说几个她才貌品就都不及了,
萧红,石评梅,庐隐, 陈 ...

依我看,有分裂症的是鲁迅,一辈子没好过,死时仍七零八落。 苏大才女若曾有分裂症,在“爱的滋润”下,老死时也弥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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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2-17 11:26:06 | 显示全部楼层

有理,如果她老公也去了台湾,她的分裂症好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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