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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2-16 16:5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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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鲁”:事实与臆测
鲁迅的一生有许多敌人,来自于这些敌人的攻击名目和话语方式形形色色,但见诸于报刊的“批鲁”文字多半还是保留着一种绅士风度的,像陈西滢、徐志摩、梁实秋、冯乃超、钱杏郇等,无论是真实还是故作,至少他们在行文上体现着一种优雅和客气,激烈如郭沫若者也不过将鲁迅称之为“封建余孽”。而在苏雪林一生留下的近二十万言的“反鲁”文字中,我们看到了如下令人触目惊心的对鲁迅的概括:“文妖”、“土匪大师”、“青皮学者”、“绍兴师爷”、“生迫害狂”、“财迷”、“火老鸦”、“剽悍的狗”、“大流氓”、“暴君”、“老毒蛇”、“疯老头”,“是一个刻毒残酷的刀笔吏,阴险无比,人格卑污又无耻的小人”……总而言之,苏雪林说:“叫我来评判鲁迅,很简单,三段话便可概括:鲁迅的人格,是渺小,渺小,第三个渺小:鲁迅的性格是凶恶,凶恶,第三个凶恶:鲁迅的行为是卑劣,卑劣,第三个卑劣。”
事实上,不需作任何的评说,只要这么一个简单的罗列,我们就可以感觉出将这些词汇抛向鲁迅时的苏雪林的一种状态:仇恨、疯狂、锐利、彻底,不遗余力——这些词汇几乎是书面语言中最恶毒的人格形容——而且,苏雪林第一篇攻击鲁迅的文字出现在鲁迅去世之后一个月。苏雪林“半生”反鲁,“反”得固执,“反”得疯狂,如此持久而仇恨的心情指向的却一直是一个已逝之人——苏雪林面对“鲁迅”二字时的激烈反应真是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而在有生之年。苏雪林与鲁迅的交往也不过一面之交,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语言交流。那是在1928年7月,苏雪林在上海沪江大学教书,有一次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设宴,答谢在他书店出过书的人,其中当然也包括此前出过三本书的苏雪林。应邀出席的除鲁迅、苏雪林之外,还有林语堂、郁达夫、章依萍等。苏雪林这样描述并分析鲁迅在那天饭局上的态度:
“鲁迅对我神情傲慢,我也仅对他点了一下头,并未说一句话。鲁迅之所以恨我缘故,我知道。他在北京闹女师大风潮,被教育部革去他那并不区区佥事之职……因我曾在《现代评论》发表过文章,又与留英袁昌英等友好。鲁迅因陈源写给徐志摩一封信,恨陈源连带恨《现代评论》,恨《现代评论》连代恨曾在《现代评论》上发文章的我,遂有那天的局面出现。”
稍加分析就可以发现,这个推断里面包含着很多主观臆测的成份:首先是鲁迅的态度问题——以当时的场景,对于一个从未谋面的作家,无论是谁,鲁迅都不可能是主动、热情的——鲁迅本就是一个外冷内热的人,苏雪林显然是有些多疑了,她之所谓“神情傲慢”、“恨我”的感觉更多来自于自己的某种想象与暗示:当她把自己和鲁迅先验地放在敌对位置之上的时候,一些来自于对方的正常反映(平淡、平静)都会在潜意识中被解读为一种“傲慢”和仇恨。其次是苏雪林的自我估价问题。在与鲁迅相遇之时,苏雪林从法国留学归国不过三年,虽在文坛上小有名气,但还是没有什么影响力,远在冰心、凌叔华、袁昌英之下,鲁迅有没有关注她都是一个问题,更不要说“仇恨”这样的强度情感了;至于她跟《现代评论》的关系,在1928年似乎还难说紧密——据我所能查证到的资料,此时的苏雪林在《现代评论》上不过发表一篇文章——屈原与河神祭典的关系研究。并不关涉明确的思想倾向与立场冲突,没有理由引发鲁迅的排斥。可见苏雪林之于鲁迅态度的解读更多来源于自身的臆测与想象——至少在程度上与真实本身相距甚远:高估了自己,同时又低估了鲁迅。
北新书局的这次宴请不过是苏雪林与鲁迅所有关联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但却给苏雪林的内心留下了一些阴影。我曾经做过这样的假想:如果在这个场景中。鲁迅的回应热情一些(像胡适那样),那么苏对鲁的态度会不会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呢?
历史不能假设。这次饭局之后的六年时间里,苏雪林虽在其他“作家论”中触及鲁迅及其文学创作,但并没有系统评述。直到1934年11月5日,她在《国闻周报》11卷44期上发表了一篇专论:《<阿0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文中她对没有人深入概括阿O的精神本质表示遗憾,并将阿Q所影射的国人劣根性概括为:“卑怯”、“精神胜利法”、“善于投机”、“夸大狂与自尊癖”,阿Q的经典意味体现在“中国人个个都有阿Q气质。阿Q其实是中国人的典型”。
苏雪林的这篇文章对《呐喊》、《彷徨》的艺术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指出鲁迅“是一个受过西洋教育而又不失其华夏灵魂的现代中国人”,是“中国最早的乡土文艺家”,而且是“最成功的乡土文艺家”,并说鲁迅的小说很“合我理想的标准”。鲁迅的小说虽仅两本,但“已经使他在将来的文学史占到永久的地位了”。
谈到鲁迅的深刻与锐利,苏雪林富有意味地总结道:“他不管我们如何痛楚,如何想躲闪,只冷静地以一个熟练的手势,举起他那把锋利无比的解剖刀,对准我们魂灵深处的创痕,掩藏最力的弱点,直刺进去,掏出血淋淋的病的症结,摆在显微镜下让大众观察。”我不知道彼时彼刻、写着这些文字的苏雪林面对“鲁迅”二字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心态,但是我想,可能绝不仅仅是如文字本身所呈现给我们的褒扬与尊崇,也许还有些许被揭开病状时的羞急与气恼?否则又如何解释两年之后她对鲁迅态度的快速转向及歇斯底里?
而在这篇文章的末尾,苏雪林还表达了继续关注鲁迅思想的意向:“关于这位作家的思想,我愿意保留到《论鲁迅杂感文》里再说。”——依据她对鲁迅小说的批评逻辑,这篇“杂感论”的基调应该也是肯定与赞扬的,但及至文章发表,苏雪林却姿态大变。
鲁迅刚刚去世,苏雪林弥漫着浓烈的火药味的批判就已经开始。照她后来的描述,应该是鲁迅的逝世反响刺激了她:“全国文艺界悲声四起,其震撼之大,我曾做个譬喻说:天外忽来一颗行星,撞碎了我们的月亮;或如太平洋一夜间突然干涸见底,那震动的情形,恐怕也不过如此吧。”在这样的情况下,苏雪林致信列名治丧委员会的蔡元培、马相伯,阻止他们参与鲁迅丧事。但信件并未到达蔡元培手中,被中转者“南京某先生”“以书中措辞过于狂直”而“抑压月余”,与此同时苏雪林亦寄给胡适一封长信,表达了明确的反鲁姿态及反鲁计划,只是等胡适由美国返回家中打开信时已是一个月后的事情了。很快,苏雪林将两封信(发表时分别冠名《(与胡适)关于当前文化动态的讨论》、《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和一个“跋”在武昌一个新创期刊《奔涛》上连续发表(一卷一期、二期、三期)。这个过程是一个有计划、有目标的过程,而绝非苏雪林在自传中所说“不想公开”私人信件,“不意竞被武昌一个新办的杂志《奔涛》拿去了”——当年《奔涛》上刊发的书信后有苏雪林的“自跋”:“此书诚如胡适先生所言,多‘旧文学恶腔调’,然指斥鲁迅罪恶,自问尚属切当,故刊残稿于此,聊存当日一段公案云尔。”这个“自跋”佐证了苏雪林“反鲁”文字的公开是一次主动、故意的行为,决心之大连胡适也没能阻止。
这之后,苏雪林又相继发表《说妒》、《富贵神仙》、《论偶像》、《论诬蔑》、《论是非》等文章攻击鲁迅,其火气较之于两封信有过之而无不及。离开大陆去台后的苏雪林在50年代再次揭起“反鲁”大旗,连续撰文《新文坛四十年》、《鲁迅传论》(上、下)、《琵琶鲍鱼之成神者——鲁迅》等,抵制所谓的“捧鲁”风气。这些文章于1967年结集出版(《我论鲁迅》),算是苏雪林对自己“半生‘反鲁’事业”的一个总结。
为什么“反鲁”?为什么以如此激烈的姿态“反鲁”?这在苏雪林个人的生命过程中是一个暧昧不明的问题,她本人的主动陈述和被采访、追问时的回答也不太一致:致胡适和蔡元培的信中,苏雪林谈及反鲁的原因在于被树为“精神领袖”的鲁迅对青年的影响力之巨大已经对政府与当前文化构成重大伤害,所以她要“剥掉这偶像外面的金装,使青年们看看里面是怎样一包粪土,免得他们再受欺骗”。《悼女教育家杨荫榆先生》等文流露的不满来自于女师大风潮事件中鲁迅对杨荫榆等人的态度,后在得知苏州办学的杨遭到已故“某大师私淑弟子的捣乱”的事情后,更是“深为不平”:陈漱渝曾当面问苏雪林为什么激烈攻击鲁迅,苏雪林却答非所问:“有人说,我之所以攻击鲁迅,是因为我单相思,爱而不得转为恨,这是没有根据的。”……
尽管具体回答不尽相同,有一个事实却显而易见:苏雪林不喜欢鲁迅,这种“不喜欢”已经达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那么这种情绪从何而起呢?我认为北新书局饭局上的会面是一个开始:在此之前,苏雪林还曾赠书《绿天》给鲁迅,扉页以“学生”自称——应该还是保留着一些“钦敬”态度的,但是鲁迅的“傲慢”与“冷淡”显然刺激了苏雪林,再加上之前、之后鲁迅与胡适、陈西滢等人立场的冲突,苏雪林内心深处对鲁迅的隔膜与反感逐渐升级,直至最后猝然爆发——杨荫榆的办学受挫和鲁迅的逝世只不过是其中两个有力的触发点而已。苏雪林的“反鲁”文字让我们在鲁迅批判的背后看到了一个压抑已久的心灵快意(同时也不无恶意)的宣泻。
在这个意义上,我更愿意把苏雪林的“反鲁”看成是一场情绪的发泄——一个被传统思想、婚姻现实、思想权威、学术规范等各种因素规约得愤懑、压抑的女性抛向社会的复仇炸弹。“政治”、“党国”、“青年”、“文化”等等只不过是为发泄找到的冠冕堂皇的借口。而要想发泄得痛快、彻底,就必须针对一个很有力量的目标。除了鲁迅,谁还能引发这样的震撼效果呢?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才能解释苏雪林“反鲁”文章中那些非理性、不人道的奇谈怪论——人只有在无所顾忌地发泄情绪时才会呈现不可理喻、孤注一掷的情感侧面。
1999年4月,苏雪林走完了她102年的生命历程,在画与花、亲友与音乐的陪伴中告别了人世——这情景是她生前的意愿:垂死的心灵,涤荡清洁的灵魂。在柔和的光线中悄无声息地化去,就像晨曦里一滴露水的蒸发。可是,面对苏雪林嘈杂的一生,我却心生疑惑:果真如此么?这个临终愿景究竟是“真实”还是“谎言”呢?
责任编辑 李秀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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