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的一生斗争 - 贝多芬天才绽放 （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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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的一生斗争 - 贝多芬之：天才绽放(八飞说乐三）

路德维希·范·贝多芬（1770年12月16日－1827年3月26日），集古典主义大成的德意志作曲家，也是一位钢琴演奏家，一共创作了9首编号交响曲、35首钢琴奏鸣曲（其中后32首带有编号）、10部小提琴奏鸣曲、16首弦乐四重奏、1部歌剧及2部弥撒等等。这些作品对音乐发展有着深远影响。在东亚，贝多芬被尊称为乐圣。

贝多芬与歌德不得不说的故事

1812年那个激情海啸的夏天，贝多芬在特普利茨遇到的，除了“永恒的爱人”，还有：歌德。连接歌德和贝多芬的，是已经在柏林嫁作人妇的灵魂妖姬裴笛纳。后来裴笛纳在《歌德与一个孩童的通信》中引述贝多芬1810年的信：“音乐是更高的天启，超过一切智慧和哲学。音乐是鼓舞人们创造新世界的美酒，而我即为人类酿造这荣耀之酒的酒神巴库斯。谁能参透我音乐的意义，便能超脱常人无法脱离的所有苦难。”

像不像上帝莅临，向人世宣言？

其实，这些云山雾罩的文字很可能都是贝蒂娜的文学创作。她出版自己跟歌德、昆德罗德、同父异母哥哥克莱门斯的通信集时都添油加醋甚至无中生有，因此广泛得罪全世界歌德迷与贝多芬迷。不过，如果没有她，贝多芬和歌德还真见不了面。

说这个故事之前，为了满足看官骚动不已的八卦春心，还要宣布一个事实：经两百余年科研，至今仍然无法确认裴笛纳是否曾与歌德或贝多芬在巫山上云雨。不过，是不是上过床，在当时也许是震惊天下的大号桃色八卦，但两百多年之后却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灵魂妖姬裴笛纳甫一见面就深为贝多芬的艺术激情折服。她告诉歌德，贝多芬对音乐如痴如狂，从拂晓工作到天黑，常常忘记吃饭，并且没有爱人。歌德回信说：“请向贝多芬传达我最衷心的问候，也请告诉他我很愿为结识他而做出牺牲。”歌德的意思就是他老人家作为德意志文化之半人半神，愿意赏光接见贝多芬。他建议在卡尔斯巴德：“我几乎每年都去那里”，而且：“说心底话，去结识贝多芬，即使是稍稍交换一下观点和感受也定会获益良多，为此我愿意牺牲一切。”

裴笛纳马上转告贝多芬，贝多芬很高兴得到这位欧洲文化泰斗的邀请，但却没有马上动身前往卡尔斯巴德。

因为，1810年，贝多芬也已是德意志文化名人。著名文学家E.T.A.霍夫曼这年两次在《大众音乐报》发表文章，因称赞贝多芬音乐“是永不止息的渴望，是浪漫主义的精华”而成为《第五交响曲》评论经典之作。而这时，浪漫主义音乐大师肖邦和舒曼刚出生。不过，霍夫曼犯了一个错误：他说贝多芬并非天生的声乐作曲家（就是说他写歌剧不行），对贝多芬而言，就像在刚刚演出失败的《费德里奥》尸体上又踩了一脚，而且只字不提他的最新声乐作品《基督在橄榄山上》的巨大成功，所以，贝多芬等到10年之后才感谢霍夫曼的评论。其实霍夫曼说得并不算离谱，《第五交响曲》和《热情奏鸣曲》开篇都非常阴郁，但结尾都慷慨激昂。霍夫曼在评论中说贝多芬的音乐中有“Ahnungen Ungeheuren”——F.约翰·亚当斯将其译为“a presentiment of the colossal”（预感巨大之物来临），这个“巨大之物”，简直可以直接称为“浪漫主义”。

所以，歌德当时诚然已经泰斗，但贝多芬也非吴下阿蒙，所以，他并没有马上应召，虽然当时他对歌德可称崇拜。1809年8月8日他在信中说:“歌德与席勒是莪相与荷马之外我最爱的诗人”。贝多芬的诗歌品味，证明他确实是个诗人。贝多芬只在波恩大学旁听过，但文学口味却奇高，他称歌德是“伟大、庄严、D小调式”，而小调是他最喜欢的调式。贝多芬觉得全欧洲都算上只有荷马、普卢塔克和莎士比亚超过歌德。他还为莎士比亚的《科利奥兰》写了序曲（1807），为历史剧《雅典的废墟》（1811）写了配乐。贝多芬梦想在全世界建立柏拉图式的哲学共和国。1820年他在谈话册中写到：“苏格拉底与耶稣是我的模范.”据裴笛纳说，1811年2月19日贝多芬致信她：“歌德的诗使我幸福。”1810年歌德描写荷兰民族英雄艾格蒙特为争取民族独立而牺牲的剧本《艾格蒙特》深深打动了贝多芬，这一年维也纳柏格剧院上演《艾格蒙特》，委托贝多芬配乐，贝多芬欣然接受，并且连写10段配乐。埃格蒙特殉难后乐队奏响配乐的第10段《胜利交响曲》在1814年3月25日与《战争交响曲》一起在克恩腾托剧院首演。

在裴笛纳极力撮合下，这两位世界文化伟人互相恭维，歌德邀请“贝多芬先生方便时造访魏玛”，而贝多芬希望“阁下”能评论下《艾格蒙特》配乐，并说布莱特科普夫与黑特出版社正要再给他寄一份《艾格蒙特》乐谱（意即准备转赠歌德）。

乐谱始终没寄到，而贝多芬也没有前往魏玛。

当然最终还是贝多芬做出让步。他于1812年7月6日动身前往特普利茨。

到达当天，诞生“永恒的爱人”。

那一天，贝多芬把世界音乐史上最伟大的诗篇《致永恒的爱人》放进抽屉。然后，他若无其事地跟歌德见面。虽然没有裴笛纳相伴，但这两位德意志文化巨星在1812年7月19、20、21和23日4次会谈，并一起散步。

结果，阶级崇高的魏玛公国枢密顾问歌德发现自己跟来自波恩小城、浑身充满革命火花的普罗分子贝多芬的气场南辕北辙。虽然第一次见面后歌德就致信太太伍碧丝：“我从未见过哪个艺术家比他更专注、更有活力、更深沉”，但1812年9月12日他致信朋友卡尔·弗里德里希·策尔特时却认为贝多芬不好相处：“我在特普利茨结识了贝多芬。我被他的天才震撼，不过他不幸是个不受任何控制的人。他完全让人无法忍耐。他觉得这个世界面目可憎，这当然无可厚非，但这并不能让世界变得对他或者他人更愉快。我们应当原谅他，替他惋惜，因为他的听力受损，虽然好像对他的音乐创作影响不大，但对他的社交影响可就大了。他本来就话不多，这下愈加惜字如金。”这个策尔特是柏林歌唱学院院长，为歌德终生好友。他早年非常反感贝多芬，在歌德这次与贝多芬见面7年之后（1819）还致信歌德八卦说：“人家说他疯了”。歌德对贝多芬印象不佳，很多来自策尔特的先入之见。搞笑的是，策尔特自己后来面见贝多芬，深为其伟大人格感召,摇身变为贝多芬铁杆粉丝，留下歌德独自在风中凌乱。

那边厢，普罗份子贝多芬对宫廷高官歌德也颇为失望。他8月9日致信自己的出版商布莱特科普夫与黑特时说：“歌德过于热衷宫廷，远超出诗人应有的尊严。”他在信中写道：“作为民族第一导师的诗人们都为了浮华虚荣而奋不顾身之时，还谈什么钢琴家所作所为的可笑之处呢？”

他没意识到，他自己，就是“作为民族第一导师”的“诗人”！

虽然不在现场，但裴笛纳仍然创作了贝多芬与歌德的会面，并记载了那个著名的故事：“君王与公卿尽可以委任教授与枢密顾问，尽可赏赐他们头衔与勋章；但他们不能造就伟人，不能造就超脱庸俗社会的心灵……当我和歌德这样的人在一起时,这些君侯贵胄应当感受到我们的伟大……昨天,我们在归途偶遇全体【奥地利】皇族，他们刚一出现，歌德就挣脱我的手臂站到路旁，我费尽口舌也不能让他继续前行，于是我按按帽子，扣上外衣钮子，背着手朝人丛最密处撞去。亲王与近臣堆成一坨，太子鲁道夫【贝多芬钢琴学生】对我脱帽；皇后先对我打招呼……这些大人先生是认得我的……为了好玩儿，我目送这队人马来到歌德面前。他依旧站在路边，90度鞠躬，脱帽于手。事后我大大教训他一顿，没给他留面子”（摘自“贝多芬致贝蒂娜书”）

现代研究证明，这个故事纯属杜撰，裴笛纳因此被歌德贝多芬研究者视为骗子。不过，她的粉丝却宣布裴笛纳开创了全新的文学流派——“书信体小说”。

就是说，他们也承认这个故事是假的。

说到这里，就要郑重澄清一个被裴笛纳申德勒之流包装出来的“贝多芬神话”，即贝多芬是个从来不鸟王公贵族并且最后征服了王公贵族的资产阶级英雄。

这是一个神话。虽然贝多芬确实不怎么鸟他们，而且最后确实也征服了他们。

此话怎讲？

看官须知，当时欧洲情况有些类似21世纪前20年的中国，王公贵族统治千年之后出现大批土豪，有钱，但除了钱屁都不懂。正如所罗门指出的那样，贝多芬从来都不是资产阶级的拥护者。当封·布劳恩伯爵劝告他《费德里奥》的音乐应当取悦新生的资产阶级时，贝多芬宣布：“我是不为那些平庸之辈作曲的！”

一直到去世，贝多芬的理想听众都是鲁道夫大公和里希诺夫斯基侯爵这样教养优良的维也纳贵族，就像他需要他们的钱和宫廷音乐厅（贝多芬从来没有真正喜欢过买门票就能进的大众音乐厅），而王公贵族也需要贝多芬装点他们的文化门面。贝多芬的金主没一个资产阶级暴发户，也没有约瑟夫国王那样的偏左派。事实上，约瑟夫去世之后资助贝多芬的几乎都是大右派：鲁道夫大公、里希诺夫斯基亲王、洛布科维茨亲王、拉祖莫夫斯基伯爵、埃多迪女伯爵、布劳恩伯爵以及布朗家族、“亲爱的、迷人的”的朱丽叶和贞洁得宁愿留下千古遗憾也坚决不跟贝多芬上床的约瑟芬、高贵的施瓦岑贝格亲王、和善的金斯基亲王……从安东·奥波尼伯爵到“出身最最最高贵的封·兹梅什卡尔先生”，这些人，才是贝多芬的理想听众，他的作品也几乎都题献给了他们。贝多芬用冷笑话嘲讽他们，但他们也享用过他罕有但机灵的奉承。即使贝多芬当众侮辱他们，在他们金碧辉煌的大厅里吐痰，他也满足了维也纳社会名流的心理需要：他们高雅到可以宽容一个与海顿莫扎特这些音乐奴仆完全不一样的倨傲无礼的伟大天才，一位全心追求音乐的怪诞艺术家。宽容本身就是令宽容者愉快的行为艺术，而王公贵族的教养让他们深刻体会到这种行为艺术的唯美价值：他们深信，这样的“教养”，那些指甲缝里嵌满煤灰的资产阶级土豪至少一百年才能学会。

简言之，狂娟贝多芬的存在，反证了王公贵族的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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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官须知，这些王公贵族资助贝多芬绝非因为他们是外行。他们都是杰出的音乐家，里希诺夫斯基侯爵亲王夫妇都是莫扎特入室弟子（作为参照，莫扎特并没有看上远道而来的贝多芬），里希诺夫斯基侯爵夫人挑出过贝多芬《费德里奥》乐谱里的错误；里希诺夫斯基是钢琴家，肖邦的朋友；洛布科维茨是男低音兼弦乐演奏家；拉祖莫夫斯基伯爵经常作为第二提琴手演奏自己写的四重奏；兹梅什卡尔是大提琴演奏家；埃特曼男爵夫人是欧洲最优秀的钢琴家之一，能弹贝多芬的所有作品包括极难的《瓦德斯坦奏鸣曲》。连老一代的封·斯韦滕男爵也曾写过12部时尚的交响曲，虽然被海顿笑评为“跟他本人一样死板”。这位男爵是帝国图书馆馆长，当过奥地利教育部长，1793年，正是他督促刚到维也纳的贝多芬学习赋格，还邀请其到自己宫殿过夜，而他家是维也纳上流社会聚散地。他创建的奥地利骑士联合会（Gesellschaft der associierten Cavaliere，简称GAC）主要目标就是资助艺术家，让人想起在波恩让贝多芬运势大增的读书会。

因此，贝多芬从到维也纳开始就是王公贵族的宠儿，说他是贫困天才，按出身讲并不错，说他疾病缠身也是事实，但像裴笛纳一样说他嫉王公贵族如仇；像学生里斯一样说他因拿破仑称帝而把《第三交响曲》封面撕碎扔在地上；像罗曼·罗兰一样说他“贫病交加”，统统纯属佛面贴金，多此一举。

当然，罗曼·罗兰这么说，可以理解。

他跟沽名钓誉的申德勒不一样，他是真诚粉。1942年3月他在《贝多芬传》再版前言中写到：“25年前我写这本小小《贝多芬传》时并没有计划写什么音乐著作。那是1902年，我正经历着一个骚动时期，充满毁灭与更新的雷雨。我逃出巴黎，来到我童年的伴侣、在人生战场上屡次撑我过关的贝多芬身边，寻觅10天休息。我来到贝多芬故里波恩，重觅贝多芬影子和他的老朋友们。我在科布仑茨访问了韦格勒孙子，在他身上看见了当年的韦格勒夫妇。在美茵茨我重听贝多芬交响曲演奏会，淮恩加纳指挥。然后我独自与他相对，倾吐衷曲。在多雾的莱茵河畔，潮湿而灰色的四月天浸淫着贝多芬的苦难、贝多芬的勇气、贝多芬的欢乐和贝多芬的悲哀。我跪着，贝多芬用强有力的手搀我起来，给我的新生儿《约翰·克利斯多夫》举行洗礼。在他的祝福下我踏上重归巴黎之路。我得到鼓励，与人生重新缔约，一路向神明唱着病愈者的感恩曲………我不曾想到这本书会流传到朋友们的小范围以外……可是，我们各有各的命运……但《贝多芬传》绝非学术著作，它是受伤窒息的心灵的一支歌，在苏生与振作之后感谢上主。我知道上主已被我改头换面，但一切从信仰和爱情出发的行为莫不如是，我的《贝多芬传》又怎能例外？大家人手一篇拿了去，助这册小书走上它不曾希望的好运之路。那时法国几百万生灵，被压迫的理想主义一代，焦灼地等待着解放的号角，而他们在贝多芬的音乐中找到了，他们便去向他呼吁……这小册子由一个无名小卒写就，从一家无名小店问世，几天之内在大众手里传播开来，它已不再属于我。我重读本书，虽然残缺，我也不想修改，因为它本应保存原来的性质，和伟大的一代神圣的形象。时值贝多芬百年祭，我纪念那一代，同时颂扬它的伟大同伴，正直与真诚的大师，他教我们如何生、如何死。”

在遥远的中国，也有个媲美罗曼·罗兰的贝多芬真诚粉：傳雷。他翻译了罗兰的《贝多芬传》，而他喜爱贝多芬的原因与罗曼·罗兰声气相通：他同样希望贝多芬拯救自己的民族。他在前言中写道：“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这是我15年前初次读本书时所得的教训……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过劫难磨炼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们的致命伤——这是我15年来与日俱增的信念。而这一切都由于贝多芬的启示——由于这个动机我重译了本书（这部书的初释稿，成于1932年，在存稿堆下埋藏了有十几年之久）。出版界坚持本书已有译本，不愿接受，但已出版的译本绝版已久，我始终未曾见到……此外，我还有个人的理由……除了把我所受的恩泽转赠给比我年轻的一代之外，我不知还有甚么方法可以偿还我对贝多芬，和对详述他一生的伟大传记家？”

正因为如此，我得指出，罗曼·罗兰说贝多芬“贫病交加”纯属给贝多芬脸上贴金。虽然我并不反感他贴，但觉得应当澄清他确实贴了。贝多芬在维也纳的几乎所有资助者都来自骑士联合会，贝多芬在给布莱特科普夫出版社的那封公开泄密信中说“这里的音乐状况越来越差”，指的可能是伊曼努尔·席卡内德想允许维也纳河畔剧院卖票给普通民众——即新生的资产阶级土豪。

裴笛纳说贝多芬粪土王公贵族，则属于我反感的贴金。贝多芬确实粪土王公贵族，但也只限于（他认为）冒犯了他的王公贵族。是的，他说过：“没有比我们的大人物更渺小的人了，他们是宫廷的奴隶，而又是人民的主人。”但其实他的主要资助都来自贵族。他确实说过：“我的艺术应当只为贫苦的人造福。”不过，他没有任何一部作品题献给人民，包括《第三英雄交响曲》。事实上贝多芬题献任何作品都斟酌再三，其拿捏入微，不亚于对音乐调性和速度的推敲斟酌。到1809年1月，得到贝多芬题献的61人中有53位（87%）是贵族。这看起来是向王公贵族献媚，但实际上却是纯粹资产阶级的市场营销。当时题献是作曲家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有些贵族甚至还竞价，只为自己的名字能用花体字印上演出单题名页。这比现在北京买一百套房子更能展现自己的财力，同时还非常“高雅”。

题献与依靠市场卖乐为生有本质区别，这种音乐家与贵族的相互依存一让双方保持高雅，二让双方保有自尊。与莫扎特和海顿不同，贝多芬从不允许自己被“收买”，就是“题献归题献，但我决定我写什么！”当年他把第59号作品题献拉祖莫夫斯基伯爵，后者恭请他加入俄罗斯旋律，结果贝多芬只在第一部分加入少许柔和而伤感的俄罗斯民歌片段，如果不是俄罗斯人，根本就听不出来。

不过，从贝多芬性格而言，这个“歌德脱帽”的故事虽然是裴笛纳伪造，但还要算合理伪造。因为，下面这个故事是真的：有次半聋的贝多芬在维也那市郊一条土路上漫步,突然乐思泉涌，他马上蹲在路当中用树枝把落英缤纷的音符写满路面。这时一队长长的送葬行列走过来，众人认出蹲着的是贝多芬，前面的长者向后喊：“停下别喧哗，让他写完。”于是长长的送葬行列像卫队一样站在贝多芬身后，直到他写完站起来。

所以，萧伯纳在《贝多芬百年祭》中说：除了贝多芬，谁也管不住贝多芬；而疯劲上来之后，他总是有意放纵自己，于是就信马由缰啦。萧伯纳郑重宣布：“他是法国大革命精神风暴中的一个巨浪。”

诚然。而且是最具有法国大革命精神的那个巨浪。贝多芬像斯宾诺莎和席勒一样坚信，有创造力的艺术家不应追求贵族的恩惠或神的爱。伟大的天才其本能必然正确，而对他自己的伟大正确，贝多芬则从未怀疑：“力量是杰出人物的美德，而且它也是我的美德。”

无狂妄，不艺术，成功的艺术家绝大多数都非常狂妄。当然，狂妄的人，并不一定都是艺术家。也可能是疯子。

无论如何，对终日游走上流社会的宫庭枢密顾问歌德而言，贝多芬显然过于狂妄。贝多芬不是跟歌德气场不合，他是跟王公贵族气场不合。他俩都佩服波拿巴，但听到拿破仑自封为皇帝，贝多芬秒狂，而歌德则一直把拿破仑1808年授予的荣誉十字勋章佩在身上——甚至在德国“解放战争”之后也不变，而那时佩带法国勋章，是要被视为德奸的。俄罗斯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说：“贝多芬是法国大革命的朋友和同代人，他对此始终保持信仰，甚至在雅各宾派专政时期，那些有着席勒式脆弱神经的人道主义者背离革命，希望只在戏剧舞台上用纸剑消灭暴君时，贝多芬依然没有改变。贝多芬这位平民天才骄傲地背向那些国王、亲王和贵人——这就是我们热爱的贝多芬，我们爱他坚定不移的乐观主义，他雄壮的悲伤，他发人深思、令人感动的奋斗，还有他扼住命运咽喉那铁一般的意志。”

斯特拉文斯基是里姆斯基·柯萨科夫入门弟子，以《火鸟》拿下巴黎，横扫原始主义、新古典主义和序列主义，江湖人称“音乐毕加索”。除了巴赫，斯特拉文斯基服过谁啊？

贝多芬不仅跟歌德气场不合，他也跟同为欧洲古典乐派大师的海顿与莫扎特气场不合，而他还是前者的入室弟子，所以，萧伯纳在《贝多芬百年祭》中说：“他不认任何人为师，他的同行先辈莫扎特自幼就梳洗干净，衣着华丽，在王公贵族面前举止大方。莫扎特小时候曾为彭巴杜夫人发脾气说：‘这个女人是谁，也不来亲亲我？连皇后都亲我呢。’”这种撒娇在贝多芬那里是不可想象的。直到老得像一头苍熊，贝多芬仍然是一只未经驯化的暴烈熊崽子。莫扎特天性文雅，与当时的传统和社会很合拍。他和格鲁克的文雅犹如路易十四宫廷的文雅，而海顿的文雅就犹如最有教养乡绅的文雅。和他们比起来，从社会地位上说贝多芬就是个不羁的艺术家，一个穿散腿裤的草根共和主义者。海顿从不知道什么是嫉妒，曾称呼比他年轻的莫扎特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作曲家，可他就是吃不消贝多芬。莫扎特更有远见，他听了贝多芬演奏后说：‘有一天他要出名。’但即使莫扎特活得更长，这俩恐怕也很难相处。贝多芬对莫扎特有一种道德恐惧。莫扎特在他的音乐中给贵族浪子唐璜加上一圈迷人的圣光，然后像天生戏剧家那样运用道德又回过来给莎拉斯特罗加上神圣光辉，给他口中的歌词谱上前所未有的即使出自上帝之口都会显得相称的乐调……【贝多芬】仍然认为莫扎特是大师中的大师……可他是穿紧腿裤的宫廷侍从，而贝多芬却是个穿散腿裤的激进共和主义者；同样，海顿也是穿传统制服的侍从。在贝多芬和他们之间隔着一场法国大革命，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就此分手。但对贝多芬来说莫扎特不如海顿，因为他把道德当儿戏，用迷人音乐把罪恶谱成奇妙的德行。如同每一个真正激进共和主义者，贝多芬身上的清教徒性格使他反对莫扎特。”

生贝多芬者父母。

知贝多芬者，萧伯纳也！

贝多芬虽然没有说过萧伯纳这些话，但他后来始终不原谅莫扎特，因为他居然不惜屈辱自己的天才去写《唐·璜》！其实，贝多芬反命运的实质在于反一切意识形态∶基督教、国王、金钱、一切主义……他惟一从未反过的意识形态，是爱情。

歌德确实跟贝多芬气场不合，他一生从未公开贬低贝多芬，但也从未公开称赞过。1814/15年维也纳会议期间贝多芬创作合唱《平静海洋与幸福旅程》（Meeresstille und glückliche Fahrt），歌词取自歌德并题献歌德，歌德先后收到贝多芬一份合唱手稿和一封信。

歌德连一个字都没回复。

不过，气场不合，不等于歌德听不懂贝多芬。1830年21岁门德尔松访魏玛，歌德让他弹奏音乐史上所有的伟大作品。弹到《第五交响曲》之后门德尔松说：“他起先不愿听人提起贝多芬：可这无法避免。他听了《第五交响曲》第一章后大为骚动，但竭力镇静说：‘毫不动人,不过令人惊异而已’。过一会他就忍不住了，喃喃说：‘非同凡响（Grandios）……狂妄！竟可说屋宇为之震动’。晚饭时他神思恍惚。当我们再提到贝多芬，他开始问我，追问。很明显，都是因为贝多芬的音乐”。

那时贝多芬已经去世3年。

而贝多芬虽然很不屑歌德对贵族的毕恭毕敬，但他晚年几近全聋时在谈话册中却不许别人诋毁歌德，并说为了歌德他情愿“牺牲十次性命”。

其实，歌德全名约翰·沃尔夫冈·封·歌德，正是贵族。

与歌德的交往不是贝多芬生命最伟大的相遇，而他，仍然走在寻找自己最伟大作品的路上。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